穿白衣服的医生，含笑向她点了个头，在眼镜里面的眼睛，很快地侦察了一下。她看那医生桌上长针橡皮管玻璃管一切都已预备好。她料着那个玻璃管就是盛自己的血的，看那容量，总有一小茶杯。但到了这时，她也不管，将右手的衣袖卷起，把头偏到一边去。医生和女护士走近她的身边，她全不顾，她只觉得手膀经人扶着，擦过了酒精，插进去了根针。她益发地闭上了眼睛。
她也不知道是经过几多分钟。又觉得手臂上让人在揉擦着，那个插血管的银针也拔走了，便问道：“完了吗？”在身边的女护士道：“完了。不要紧的。”她这才回过头来，向女护士点了个头。同时，这女护士似乎表示了无限的同情，在沉重的脸色上，也和她点了几下头，而她手上拿着的玻璃管子，可装满了鲜红的液体。
医生将桌上的白纸用自来水笔，很快地写了两行蓝色字，乃是：“凭条付给输血费五万元。”他将这张字条交到陶太太手上并给了一个慈祥的笑容，点头道：“你到出纳股去取款吧。”陶太太情不自禁的，抖颤了声音，说着谢谢，接过字条，由潘小姐引着，取得了五万元法币。
在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季，五百元的票额，还不失为大钞，五万元钞票正好是一百张。这医院里出纳员，似乎对卖血的人，也表示几分同情，他们就拿了一叠不曾拆开号码的新票子交给她，这票子印得是深蓝色的，整齐划一，捆束得紧紧的一扎，看起来美丽，拿在手上，也很结实。
陶太太把这叠钞票，掖到衣袋里去，赶快地就走出医院。抬头看看天上太阳，在薄雾里透出来，却是黄黄的。她揣摸着这个时候，应该是十一点多钟，两个上学的孩子，还有些时候倒家，这就不忙着回去，先到米市上去买了两斗米，雇了人力车子，先把这米送回去。看看家里没人，再提着菜篮子出门，除了买了大篮子的菜蔬，并且买了斤半猪肉，十几块猪血。又想到小孩子昨晚上为了吃一个咸鸭蛋，而高兴得摔了跤，又买了几个咸鸭蛋带回去。
这样的花费，她觉得今天用钱是十分痛快，把衣袋里的钞票点点数目。那卖血的钱，还剩有五分之二。她心里自己安慰着自己说，虽然抽出去了那一瓶子血，可是买回来这样多的东西，那是太好了。可惜是人身上的血，太有限了，卖过了今天这回，明天不能再卖。她踌躇着这回的收入，又满意着这回的收入，可说是踌躇满志。
就在这个时候，先是两个学生回家了，随后是陶伯笙回来了。他照样地还是夹了那个旧皮包回家，并没有损失掉。不过他脸上的肌肉，一看就觉得少掉了一层。尤其是那些打皱的皮肤，一层接触了一层，把那张不带血色有脸子，更显得苍老。他口角上街了一支纸烟，一溜歪斜地走进屋子来。陶太太看到，随着身后问道：“还喝咖啡不喝，我还给你留着呢。”
陶伯笙耸动着脸上的皱纹，露了几粒微带黄的牙齿，苦笑着道：“说什么俏皮话，赢也好，输也好，我并没有带什么南庄的田北庄的地到重庆来赌。我反正是把这条光杆儿身子去滚。滚赢了，楼上楼，滚输了，狗舔油。”说着，他将皮包帽子一齐向小床铺上一丢，然后身子也横在铺上。将两只皮鞋抬起来，放在方凳子上，抬起两手倒伸了个懒腰，连连打了两个呵欠。笑道：“我想喝点好茶，打盆热水来，我洗把脸。”陶太太对他脸上看看，笑着点了两点头。自转身向厨房里去了。
陶伯笙躺着了两三分钟，想着不是味儿，他也就跟到厨房里来。当他走到厨房里的时候，首先看到那条板上，青菜豆腐菠菜萝卜，全都摆满了。尤其是墙钉上，挂了一刀肥瘦五花肉，这是家里平常少有的事。还有个大瓦盆子，装了许多猪血。太太正把脸盆放在土灶上，将木瓢子向脸盆里加着水。灶口里的火，生得十分的旺盛，锅里的水，煮得热气腾腾的。这个厨房是和往日不同了，便笑道：“今天不错，厨房里搞得很热闹。”陶太太道：“你不管这个家，我也可以不管吗？洗脸吧。”说着端了脸盆向卧室里走。
陶伯笙对厨房里东西都看了一眼，回到卧室里去的时候，见屋角上的小米缸，米装得满满的，木盖子都盖不着缸口。便道：“哟！买了这些个米？家里还有钱吗？”陶太太将洗脸盆放在桌上，将肥皂盒，漱口盂，陆续地陈列着，并把手巾放在脸盆口覆着，然后环抱了两手，向后退着两步，望了丈夫道：“钱还有，可是数目太小，不够你一牌唆的。”
陶伯笙走到桌子边洗脸，一面问道：“我是说箱子里的钱，我都拿走了。家里还有钱办伙食吗？”陶太太笑道：“箱子里没有钱，我身上还有钱呢。你可以在外面混到饭吃。我和两个孩子可没有混饭吃的地方。”陶伯笙笑道：“这可是个秘密，原来你身上有钱，下次找不着赌本的时候，可要到你身上打主意。”陶太太噘了嘴笑，点点头。陶伯笙两手托了热面巾，在脸上来回地擦着笑道：“你样样都办得好，就是那盆猪血办得不大好。”陶太太道：“你把热手巾洗过脸，你也该清醒清醒。还说我猪血办得不好呢。”说着，她眼圈儿一红，两行眼泪急流了下来。
十三回家后的苦闷
陶伯笙问太太的这句话，觉得是很平常，太太竟因这句话哭了起来，倒是出于意外的，因道：“猪血这东西，我看是不大干净，吃到嘴里，也没有什么滋味，我说句不好，也没有多大关系，你怎么就伤心起来了？”陶太太在衣袋里掏出一方旧手绢，揉擦着眼睛，淡淡地道：“我也不会吃饱了饭，把伤心来消遣。我流泪当然有我的原因，现在说也无益，将来你自然会明白。”
陶伯笙笑道：“我有什么不明白的。无非是你积蓄下来的几个钱，为家用垫着花了。这有什么了不起，明后天我给你邀一场头，给你打个十万八万的头钱，这问题就解决了。”陶太太道：“说来说去，你还是在赌上打主意，你脑筋里，除了赌以外，就想不到别的事情吗？”
陶伯笙望了她道：“咦！怎么回事，你今天有心和我别扭吗？你可不要学隔壁魏太太的样子。她和丈夫争吵的结果，丈夫坐了牢，她自己把家丢了。躲到乡下去，你看这有什么好处？”陶太太道：“我和魏太太学？你姓陶的一天也负担不起。人家金镯子钻石戒指，什么东西都有。我只有一枚金戒指，昨天晚上，就押出去给你打酒喝了。你一天到晚夹了只破皮包，满街乱跑。你跑出了什么名堂来？你还不如李步祥，人家虽是作小生意买卖出身的，终年苦干，多少总还赚几个钱。你有什么表现？你说吧。”
陶伯笙道：“我有什么表现？在重庆住了这多年，我并没有在家里带一个钱来，这就是我的表现。”陶太太笑了一声道：“你在重庆住了这多年没有在家里带钱来，那是不错。可是马上胜利到来，大家回家，恐怕你连盘缠钱都拿不出来。你在重庆多年有什么用？你就是在重庆一百年，也不过在这重庆市上多了一个赌痞。”
陶伯笙把脸一沉道：“你骂得好厉害。好，你从今以后，不要找我这赌痞。”说着，一扭身走到外面屋子里去，提了他那个随身法宝旧皮包，就出门去了。
陶太太在气头上，对于丈夫的决绝表示，也不怎样放在心上，可是他自这日出去以后，就有三天不曾回来。陶太太卖血的几个钱，还可以维持家用。虽然陶伯笙三天没有回家，她还不至于十分焦急。这日下午，她正闷坐在外面屋子里缝针线，一面想着心事，要怎样去开辟生财之道，而不必去依靠丈夫。忽然外面有个男子声音问道：“陶先生在家吗？”她伸头向外看时，是邻居魏端本。
他是新理的发，脸上刮得光光的。头上的分发也梳得清清楚楚。只是身上穿的灰布中山服脏得不像样子，而且遍身是皱纹，这就立刻放下针线迎到门外笑道：“魏先生回来了，恭喜恭喜。”他的脸子，已经瘦得尖削了，嘴唇已包不着牙齿。惨笑了道：“我算作了一回黄金梦，现在醒了，话长，慢慢地说吧，我现在已经取保出来了，以后随传随到，大概可以无事，我太太带着两个孩子到哪里去了？”
陶太太道：“她前几天，突然告诉我，要到南岸去住几天，目的是为魏先生想法子，到南岸什么地方去了，我不知道，她把钥匙放在我这里，小孩子都很好，你放心。”
魏端本道：“我家杨嫂，也跟着她去了？”陶太太进里面屋子去取出钥匙交给了他，向他笑道：“杨嫂跟着她去是对的，不然，你那两个孩子，什么人带着呢。你回去先休息休息吧，慢慢再想别的事。我想，我们都得改换一下环境，才有出头之日。老是这样的鬼混，总想捡一次便宜生意作，发一笔大财，这好像叫花子要在大街上捡大皮包，哪有什么希望？”
魏端本走回家去，看到房门锁着，本来也就满心疑惑，现在听了她的话，更增加了自己的疑团，但是急于要看着自己家里变成了什么样子，也不去追问了，说了声回头见，赶快地走回家去。
打开锁来，先让他吃了一惊，除了满屋子里东西抛掷得满床满桌满地而外，窗子是洞开的，灰尘在各项木器上，都铺得有几分厚，正像初冬的江南原野，草皮上盖了一层霜。床上只剩了一床垫的破棉絮，破鞋好几双，和一只破网篮，都放在棉絮上。桌上放着一只铁锅，盖住了些碗盏，一把筷子，塞在锅耳子里，油盐罐子和酱醋瓶子，代替了化妆品放在五屉桌上，地面上除了碎报纸，还有几件小孩的破衣服。他站着怔了一怔。心想太太这决不是从容出门，必定是有什么急事，慌慌张张就走了，想当年在江苏老家，敌人杀来了，慌忙逃难，也不过是这种情景，这位夫人，好生事端，莫不是惹了什么是非了。
他在屋子中间呆站了一会，丝毫没有主意，后又开了外边屋子的门，这屋子的窗子是关的，里面的东西，都也是平常的布置。他到厨房里去，找到了扫帚掸子，把外面屋子收拾了一番，且坐着休息五分钟。但就是这五分钟，只觉得自己心里，是非常的空虚，出了看守所，满望回得家来，可以得着太太一番安慰，至少看到自己两个孩子，骨肉团聚之后，也可以精神振奋一下。然而……他这个转念还没有想出来，桌子下面瑟瑟有声。低头看时，两只像小猫似的耗子，由床底下溜出来。后面一只，跟着前面这只的尾子，绕了桌子四条腿，忽来忽去，闹过不歇。重庆这个地方，虽然是白天耗子就出现的，可是那指着人迹稀少的地方而言，像外边这间屋子，乃是平常吃饭写字会客的地方，向来是不断人迹的。这时有了耗子，可见已变了个环境。他立刻哀从中来，只觉一阵酸气，直透眼角，泪珠就要跟着流出来。
他又想着，关在看守所里，受着那样大的委屈，自己也不肯哭，现在恢复了自由，回到了家里，还哭些什么？于是突然地站起，带着扫帚掸子，又到里面去收拾着。两间屋子都收拾干净了，向冷酒店的厨房里，舀了一盆凉水擦抹着手脸。看看电灯来火，口也渴了，肚子也饿了，这个寂寞的家庭，实在忍耐不下去。锁了门出去，买了几个热烧饼，带到小茶馆里，打算解决一切。
重庆的茶馆，大的可以放百十个座头，小的却只有两三张桌子，甚至两三张桌子也没有，只是在屋檐下摆下几把支脚交叉的布面睡椅，夹两个矮茶几而已。作风倒都是一样，盖碗泡茶约分四种，沱茶、香片、菊花、玻璃。玻璃者，白开水也。菊花是土产，有铜子儿大一朵，香片是粗茶叶片子和棍子，也许有一两根茉莉花蒂，倒是沱茶是川西和云南的真货，冲到第二三次开水的时候，酽得带苦橄榄味。此外是任何东西不卖，这和抗战时期的公务人员生活，最是配合得来。在三十四年春天，还只卖到十元钱一碗。
魏端本打着个人的算盘，就是这样以上茶馆为宜。但电灯一来火，茶馆里就客满，可能一张灰黑色的方桌子，围着五六位茶客，而又可能是三组互不相识的。他走进一爿中等的茶馆，二三十张桌子的店堂全是人影子，在不明亮的电灯光下拥挤着。他在人丛中站着，四周观望了一下，只有靠柱子，跨了板凳，挤着坐下去。虽然这桌子三方，已经是坐了四个喝茶的人，但他们对于这新加入的同志，并不感到惊异，他们照旧各对了一碗茶谈话。
魏端本趁着茶房来掺开水之便，要了一碗沱茶。先就着热茶，一口气把几个烧饼吃了，这才轮到茶碗掺第三次开水的时候，慢慢地来欣赏沱茶的苦味。他对面坐了一位四十上下的同志，也是一套灰色中山服。不过料子好些，乃是西康出的粗哔叽。他小口袋上夹一支带套子的铅笔，还有一个薄薄的日记本。头发谢了顶，由额头到脑门子上，如滑如镜。他圆脸上红红的，隐藏了两片络腮胡子的胡桩子，他也是单独一个人，和另外三个茶客并不交言。他大口袋里还收着两份折叠了的晚报，而他面前那碗茶，掀开了盖子并不怎样的黄，似乎他在这里已消磨了很久的时间了。
魏先生料着他也是一位公务员，但何以也是一人上茶馆，却不可解，难道也有一样的境遇吗？心里如此想着，不免就多看了那人几眼。那人因他相望，索性笑着点了个头道：“一个人上茶馆，无聊得很啊。”魏端本道：“可不是。然而我是借了这碗沱茶，进我的晚餐，倒是省钱。重庆薪水阶级论千论万，而各种薪水阶级的生活，倒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大概我们是最简化的一种。”那人因他说到我们两字，有同情之意，就微微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