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生活总是蹊跷得很，那么空空旷旷的一个禾场上，仅仅那么一根孤孤独独的电线杆，却让王二雇来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开着自己使用了多年的拖拉机，唱着歌儿给撞断了。
事后，有些人解释，那无疑是他当光棍的年头多，下意识里对那根像是专门跑来讽刺他的“同类项”的一种反对。唉，王二呀王二，你雇人也实在有些马虎，满世界的路上都跑的是明白人开的车，你怎么能专找醉汉子雇呢。
这根电线杆，不仅对全队人家的用电线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还担当着每家每户夏秋两季粮食的脱粒用电任务。这事一出，庄里的主事人新队长立马着急起来，还没顾得上问明原因，就恶狠狠骂了一句：“眼睛难道在裤裆里装着呢。”而后便骑着自行车，飞也似的到村上去断电源。
凡是发生在庄里的事，总像长着翅膀和腿脚，不一会儿就传遍了所有家户。于是，人们三三两两都朝这里走来，想知道这个乱子究竟是哪个不长眼睛的家伙捅下的。是啊，这事乍一听到，让人觉得简直是一则笑话。
曾在这个庄里主事多年的老队长，也毫不例外地来到了现场。若是以往遇到这种事，他就会因为在其位，而急急忙忙地去谋其政。而现在，他却那么若无其事。刚来时的那种略有的惊诧，就像猛然间被什么击中的一只鸟儿似的，很快跌落和消失在满脸的平静之中。那苍茫的目光里，甚至还透露出这样一种信息：仿佛这一切，都没能逃脱他的深谋远虑。
接着，他很从容地做出了一件令大家都很吃惊的事情。他见电线已经断了，就趁这个机会卷回去了一百来米的几股旧电线。理由是，那是想当年他当队长的那会儿，给大家伙儿垫着钱拉的，现在要物归原主。
新队长风风火火返回到出事地点，老队长早已不在现场。本来，新队长想立即去问个究竟，可就在这时，那自知理屈的王二却将新电线杆买了回来，又不得不领着众人搞起了“除旧布新”的事情。这种活，看起来挺简单，但真正等到把新电线杆直端端栽到原来的地方，但凡参加的人都出了满满一身汗。
此时，人们边歇息边议论起了老队长卷回去的那截儿线的事情。
二憨双手卡在腰间，望着庄里老队长家的方向说：“他也真会趁火打劫，遇到这样的事，不但不来帮忙解困，反倒把从来也不要的账，驾马追赶地逼了回去。”
瑞子对二憨的话不以为然：“谁说那些线是他家的？那还不是他自己给自己编的一个故事。这庄子里拉线的时候，我记得清清楚楚，他每家都收了一份摊派钱，怎么偏偏就那截儿线的钱，他没给大家分摊？”
文曦但凡遇事，总爱分析问题，见他俩有些针锋相对，就发挥起了自己的特长：“即使当时没分摊，那他为啥从来都没向大家提起过这件事？即使他早没提起过这件事，也还有情可原，队长嘛，为大家伙儿操心的事儿多，有可能还没顾上提，那他下台交手续的那会儿，怎么也不提？怎么唯有遇到这样的事，他反倒要趄坡下驴？”
心直口快的年轻人，一旦打开议论的堤口，其他人的话语就会滔滔不绝。顿时，这里便成了一个像是专门拍卖闲言碎语的自由市场。
当然，大家说这些话的最终目的，无非是想让新队长尽快决断一下，看这事到底该怎么办。可新队长却一声不吭，只蹲在那边的一个土堆上，眼睛火红火红地生着闷气。似乎他的沉默就是一支钓竿，大家的话是他钓来钓去的什么调皮至极的鱼儿。
这一天，是公元一千九百九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恰巧是个星期天。
本来在家备课的何老师，也早早来到了现场，想看看这事究竟怎么处理。现在这电和每家每户的关系真够密切，一旦停下，就会把每个人都搞得像是被掐掉头的苍蝇，有些无所适从。
此时，他见新队长还是不吭不哈，心里便有些纳闷。他知道，老队长在这个庄里辈分最大，小辈们说话是有些不太方便，万一让老队长骂出个什么不好听的话，小辈们的脸上又总有些挂不住。但千事万事总得有个终了，既然是一队之长，大家的领头人，再棘手的问题也总得解决吧。
尤其，这事又明摆着像是老队长做得不对。即便是他家的线，这么多年都能给大家做奉献，现在都已成了些没多少光泽和力道儿的旧线了，怎么就非要卷回去不可？就是嫌划不来，吃了亏，也可以和新队长或大家伙儿先打声招呼吧，大家添添凑凑些钱，就够他家使的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人说，那些线本就是大家伙儿出过钱的。
他也了解，新队长是个能说会道又善于使用心计的人。若在正常情况下，对他来说，处理这样一件事，只不过是小菜一碟。这种迟迟不肯决断，定是在酝酿着更大和更深的什么。
他也清楚，新老两位队长之间，一直存在着权力之争的矛盾。倘没有新队长的非凡竞争，老队长的权力不可能一下子就到了他的手里。仅凭着辈分的那种优势，再干上十年八年也未尝不可。
新队长虽说已大权在握，但老队长总有些不肯服输。当惯了领头角色，一旦搞成平头百姓，总有些说不出的尴尬和别扭，时不时地露出些对新队长的不屑一顾。
何老师虽知道这么复杂，但他想，这件事本就比较简单，实在没有必要陷到那么复杂的关系之中。于是他对新队长说：“志平，这事还是尽快处理一下为好，家家户户都还等着用电呢。尤其，还有一两天就是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大家都还等着看新闻和庆祝节目呢。”
倘在平时，新队长对何老师的话总是不敢怠慢的。也许他总觉得他毕竟是国家干部，人民教师，说到底要比这庄子里的平常人明理得多，怎能不虚心听取认真采纳呢。而此时，他却只是怔了一下，并没有做出相当的反应。
听话人那种待理不理的样子，倒让何老师陷入了窘境。倘论辈分，他和人家新队长是平辈，但论起年龄来，自己却要比他大出两轮多。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算是一个长者。
在这个庄里为人，他向来都很谨慎，总怕别人以为自己吃上了一份皇粮，而有什么翘尾巴的嫌疑，就连骑车子、戴手表以及穿穿戴戴这些小事，都不愿和大家伙儿拉开太大的档次，以免显得拘谨或格格不入。即使平时在庄里和人们说话，都尽量避免使用在学校时候的那种语气和言辞，尽量让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理性总是很明晰而又很主动地从多方面使他同大家保持着融洽与和谐。
在这个庄里，几十年来，他从未惹过什么人的厌恨和恼怒，别人也从未像新队长方才那样给过他软软的难堪。被僵在窘境中的他，那自卫劲儿极强的情感与理性，很快破译起了新队长那种情绪的所谓依据。
鉴于他和新队长工作内容和性质的大相径庭，可以说，他们在本职业务方面，几乎从未有过什么接触。即使在极其有限相互重合的生活圈子里，他们双方也从未产生过什么误会或矛盾。再说，刚才自己所说的那句话，语气是那样平和，内容是那样合情合理，绝不会对他有什么冲撞。那么，新队长的那股劲儿，又是朝着他的什么而来的呢？
这，不得不使他又想起了自己家那老房子的问题。
自从他们一家人分批分期转为非农业人口以来，他家那老房子的问题，一直都是大家伙儿私下里关注的热点。
这些年来，在这个队里，有关土地的政策没怎么变过。其实，这也和别处队里一样，为的是一种长远和大局意义上的稳定。然而，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从两方面对原有土地形成着威胁：一是新生人口，需要口粮地；二是新生人口中那些到了结婚年龄的人，又急需盖房子的宅基地，而土地的总面积，却又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时候的老数字。这样，但凡牵扯到土地的问题，又怎能不引起大家的关注呢？
尽管，他家那老房子是祖上留下来的，那房子所占的宅基地，也是祖上留下来的宅基地。但，终因为还属于这个庄里所有房子中的那么几间老房子，还属于这个生产队所有土地面积中的一些具体面积，那么，不论房子也好，还是宅基地也好，成为大家的一个敏感话题，也在所难免。
而他也能感觉到，人们总是容易忽略这样的事实：他们一家至今仍没在工作单位或城里分到过房子。再者，若从法律意义上来论，他家的这套祖上留下来的老房子，仍该属于他们家所有。
即使知道这些根底儿的人们，又总是那样善于理所当然地感觉到：在这个问题上，弹性特别大，有哪一户神经正常头脑清醒的城里人，能愿意久留在这种环境和氛围的乡下呢？看来，他们一家人离开这儿，也是迟迟早早的事。
于是，人们对这一问题私下里关注的热情，又总是不肯减弱。尤其是那些土地和住房紧缺些的家户，又无不匆匆忙忙地打起了各自的小算盘，极力寻找着不伤他家情面又能达到自己目的的那样一个突破口。
然而，事情却也有些出人意料。
在他想来，这个问题最先提出来的当属新队长一家。他家弟兄多，又都到了快成家立业的年龄。但他却始终守口如瓶，仿佛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这让何老师有些暗暗的惊喜和庆幸。是啊，对方是这儿的一队之长，倘是他提出这个问题，无疑就会给自己家带来一定的尴尬和难度。
但这事又总让他放心不下，尤其是新队长越视而不见、避而不谈，他越不由自主地感到像是有一种惶恐在向他袭来。这倒不是他的一种不踏实或心虚，而是已隐隐觉察到，就在这种颇像是“碗大汤宽”之中，依稀潜伏着什么危机。
因为，就新队长为人的风格和谋事的能力来讲，这无疑是一个反常。因而，就在这种所谓的“嘀咕”之中，他时常也在捕捉着有关那种危机的端倪。
那么，现在的这种软软的难堪，莫非是有关那种危机的一个信号？生存的本能，不得不使他有了这样一种警觉。然而，他那为人师表——向来追求堂堂正正做人的职业品德，却又及时地抹平了这一警觉提供的那些棱角。
众人见新队长连何老师的话都不肯理什么茬儿，也都没了说话的兴趣。是啊，谁知人家新队长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人们迈着似是而非的步子，往各自的地里去了。
如今庄户人的时间，可要比以往宝贵得多。以往只是个节令饶不饶人的事情，现在却是市场的价格尤其不饶人。有些农作物迟上来几天，就有可能卖不上开始的一半价。谁能有那么多的耐心和时间，在此光顾新队长那副热不热、冷不冷的脸子呢？
唯有何老师仍没有离开这里。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因为新队长对他的冷落，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就此甘休。他努力控制了一下像是有些不很安分的情绪，心平气和地对新队长说：“实在不行，老队长卷回去的那些线钱，我一个人全出上，你就派人要回来接上吧，不要耽误大家的用电时间。”
“谁还不知道你挣的几个宽裕钱，有多少？能不能全拿出来，把咱庄里人的穷坑都填了？”新队长从土堆上猛地跳起来，指责着何老师，“你是个读书人，明理人，怎能把这个问题只简单地看成是几个钱的事情？”
本来，新队长实在不想对何老师发这一通脾气。先前那种软软的难堪，也算是自己向他打的一个招呼，给的一个暗示。意思再明白不过，你是吃皇粮的人，队里的事情最好少掺和。你的心里应该清楚，世上毫无嫉妒之心的人是没有的。都是一个庄子里的人，我们都是泥里爬来土里滚，脸朝黄土背朝天，血一滴、汗一滴地养家糊口。而你却在阴凉瓦屋里教书，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只凭那三寸不烂之舌和指头长的粉笔，就能拿到数目可观的工资，却还要占着这里的一块地方。老实说，庄户人一见到你们这种人心里就别扭，现在还要来多这种嘴。这队里的情况，你了解吗？老队长他之所以这么做，心里害的什么病你清楚吗？
说罢，新队长便扬长而去。
只把何老师晾在了这里。
何老师本来就是个病秧身子，他知道自己的那些病最忌讳的就是情绪激动。方才那种场合，他本来还要说话，就因为这个原因，才一直等到最后，可最终也没能躲脱受人抱怨。
何老师的那些病，对于生气来说，就像汽油遇到了火星子那样灵验，说爆发就在闪眼之际。随着生气的加剧，他已感到心跳过速、头昏脑涨。他知道，这是那几样病已经活动开了的征兆。是的，必须要尽快稳定住自己的情绪。他清楚，在这种时候，最怕的就是突然晕倒。于是，他不得不在刚才新队长蹲过的那个土堆跟前坐下来。
即便是此刻，他也没有因为自己之前的那些话而后悔，仍觉得那都是非说不可的。如果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说得还不够扎实。自己那些话的质量，还是因为自己生命的元气和底气的不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趁着自己还清醒，他将随身携带的几样药喂进了嘴里。每当病情即将发作，他总要保持高度警觉，以自己的能力去为自己排忧解难，以免造成什么严重后患。更何况，自检查出这些病以来，他对妻子和上大学的孩子以外的任何人都未曾告诉过。他总觉得，但凡是自己的不快和苦楚，最好是由自己忍耐和克服。轻易地说给别人，便是不够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