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道要求处理好知识的教育传播与知识创造关系。知识创造需要广泛的人才基础和社会基础，需要民族精英的努力，民族精英是建立在众多的知识者之上的优秀者。
中国经过汉唐重视诗词曲赋，因为诗赋能让人杨名或可以为当官提供基础，所以中国不但贵族和士族的诗赋水平较高，就是连商人和普通百姓的鉴赏水平也很在行，好诗赋出现了，几乎没有被埋没的可能。
可惜汉朝以后的中国，只是诗词赋独秀，其它各学科方面的鉴赏能力太缺，尤其是自然科技或生产技术，出现了知识成果，社会是也难以有人能分辩出优劣，其创造发明的成果被社会所忽视。
不要说普通人的普通成果被埋没，即使当时有用的能赚钱的知识成果也是贵族或士族的，创造发时者，很难拥有知识成果。
明代有点地位的赵士祯，毕懋康，徐光启，孙化龙，宋应星也被忽视了，徐光启等人任官主要是因为科举，而不是因其拥有科技知识。
现在此崇祯肯定要打破儒家独尊的局面，打破科技被忽视的现象。重视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才是重视知识。重视知识不仅是谋个要员口头说重视，而是需要民族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分辩出知识成果，社会中的人的鉴赏水平是对知识存在发展的要素。
崇祯徐了在秘书处处经不常讲解知识结构外，也通过设置科学院的科室，展示科技知识的结构，造成一种社会存在。
此崇祯在秘书处对众人讲，办学是为了创造新知和传播知识，知识不是那个人或那群人固定拥有，而是不限出身，达者为师，或者三人行，必有我师。
知识不但要有人创造，还需要社会有鉴赏水平，或要有社会基础，要有欣赏诗词样的水平来鉴定各科知识，天下知识才能大发展。
人类知识有许多，不仅是诗词，而是与人的生产生活相关的各种知识都必须发展。
最先出现的中国之夏国，就是通过发展农业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生产知识或自然科技知识具有优先地位。
东周时，社会矛盾激化，解决社会矛盾，或解决当时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就成为解决当时生产方面问题的先决条件，于是社会科学处于优先于生产知识的发展的新状态，成为当时的主要问题，这就说明，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知识可能交替成为主要问题。
中国古代人把这两个问题总结为“生产”问题和众人处理“结社”的问题，并简称为“社稷”问题，社稷曾一度确立到为重为先的思想。
用句现代话来说，就是“社会发展以发展自然科技知识为先导，发展社会科学知识为保障。”
在一定的时期内，朝庭事务还是以小朝庭的人员为主办理。
小朝庭的人在了解内容后，讨论时也说过，“皇上讲了许多，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好在要办的事较明确，就是重视知识，重视人才，要办学，而要大力办学堂。”
颜毅敏也把原先信王府基础上的学习班与后世义务教的水平对比了一下。
颜毅敏认为：“信王时期的第一期学习班，达到了高级小学毕业，或初中生入学水平。以后学习班教学有所发展，分为了基础班和专业班两个时期，其教育水平也逐渐由初一水平向初二水平发展。再后，通过综合天下知识补全教材，特别是从西欧求学的人员回来后，综合中外知识，学习班的教育水平可以与初中毕业生类比。如果今天进一步研发，能向更高的水平发展。”
崇祯说：“学习班的知识水平想要覆盖初中毕业生的水平是不可能的，但有些单科方面，则要比初中毕生强。”
颜毅敏说：“我的判定内容，主要是数学和科技常识方面。单个学科方面，肯定另论，古汉语专业方面，后世的古汉语学家，与现在的学者就各有千秋。”
有人问，“办学的重点内容是什么？”
崇祯明确回：“‘基础知识’和‘知识的系统性’。
‘基础知识’是天下公用知识，也是当今文化条件下，能被众人掌握的知识，过去由于没有学堂，基础知识成为中华的缺失，或是主流人物认为，基础知识不重要。
‘知识的系统性’需要人驾驭天下众知识之上，了解人类知识的全貌，掌握各种知识的分类，认识总体上缺乏什么知识，也掌握自己掌握的知识方面上需要补充什么知识，缺乏什么。知识的系统性就是相当于‘知识地图’。
要掌握好基础知识和知识的系统性，就必须打破儒家的排它性，如果永远只学儒家知识，各科知识就得不到发展。”
颜毅敏加言道：“先前许多地方的知识或文化都具有排它性的特点，如***教，动不动就圣战。好在现在***教也基本上能和平相处了，不再是动不动就圣战，***教也出现了多国并存或多个教派并存的局面。”
崇祯说：“天主教反对科学，反对与圣经不相符的言论，在公元1600年烧死乔尔丹诺.布鲁诺后，也受到了西方世界的许多人指责，几十年过去后的现在，天主教也不敢那么严厉了。西方世界许多人都赞同反对宗教的不宽容的观点。”
崇祯心里明白，西方世界是众多新教派出现后，特别是较宽容一点的基督新教出现后，西方世界的科学才有了发展空间，才存在“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就要后退一步”。
徐兴启等人为了学习西方科技，不惜付出入天主教的代价。其实天主教也是反对科学的教派，西方天主教的教士掌握的科技基础知识比当时的中国人强一点而已，也比道士的装神弄鬼的方法多一点或比道的基础知识强一点，装神弄鬼的方法多一点，其本质还是为了传教。
知识的系统性需要不断发展，系统也处于不断扩大之中。
基础知识并不是比不上实用知识，而是众实用知识的基础，天下知识说是要分为天下人共享的基础知识，和众人努力发展的专业知识。
船舶制造和大炮制造引入的理论计算的方式，理论计算需要基础理论。武器制造上就改变了过去那种只凭经验制造的方式，也许中华也要走上从武器制造带动整个科技体系发展的局面。
不管怎样，过去那种只重视四书五经，忽视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局面有所改善。建立在基础理论引导下的科技体系，才是真正有发展前途的体系。
也许有人有很多科技想法，比方说蒸汽动力，火车等，但现实是当时急需的武器制造就消耗了当时科技能匠的所有精力，许多对武器制造的想法都还没有全部实现，当时兵书上的许多武器都只是选择性的少量试验。
其实见过后世武器的人对武器的想法也就那么几样，可见实现想法并不是一件易事，有想法也需要有实现想法的条件。
真正重要的是社会中众人有科技想法，众人的想法比一个的想法更重要。因为众人的想法可能兴起产业群体，个人的想法最多只能创立一个黑科技企业，一个企业不能取代天下整个产业。
一个穿越者的想法并不一定是最珍贵的，因为有穿越，宇宙就有可能有所改变，世界的发展之路可能有所不同。穿越者知道的末来产品，出现的顺序也许会不同。
只有当时众人掌握的科技知识，才能兴起科技基础上的产业体系，知识发展的不同特点，科技兴起的不同内容，将决定科技产业的结构。
将来的科技上，应全面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重点发展一个时期后，就需要全面发展，全面发展一段时期后，又需要重点突破。
重点发展或重点突破，是集中力量突破一个方面。全面发展，就是补齐科技发展的短版，完善知识的系统性，为下一段落的发展弥补缺陷。
知识或科技发展的内容不同，社会产业兴起的内容也不同，现在中国还处在儒家学说或儒教排挤各家学说的时期，西方的天主教也还处于维护《圣经》言论时期，《新约》还没有流行。科技发展都处萌芽期。
未来的发展，不一定会和另一时空中的发展次序相同，不一定是几次工业革命和相同的间隔时间，但另一时空中的经验可以借鉴。
崇祯还是想先从丝织方面突破，先扩大现在手工加方面的简单机械的生产形式，争取将来会不断出现机械取代手工，其后再在纺织工业基础上发展各项工业。
现在崇祯就是要打破儒学的排它性，并发展以纺织工业为主体的工业，为兴起纺织工业准备知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