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安全需要处理好内外部的事务，需要自身强大，自身强大的关键在于搞好经济，经济策略较好，多少能有个较好的结果，也能克服许多问题，如果能把与经济相关的问题处理好，经济能更可靠的平稳发展。
人的生活观念与经济的关系很密切，人的生活观念与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直接相关。
原先在旧大明或儒教区，朝庭强调普通人的为人之道。
儒教区原先有“圣人之道”和“君子之道”。圣人之道，现实的人几乎难以做到，孔子被尊为至圣之后，再也没有是至圣了。亚圣和许多半圣为尊为圣人，主要是由于其思想学说。
圣人也会有后代，圣人教导下的后代子弟就是君子，“君子之道”就是有良好教育的君子，有较好表现的为人标准，是要求没有圣人那么高，有人能做到的为人标准。
任何时代都需要有一个较高标的为人形象，一个社会应该明确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君子之道是一个为人的较高标准。
君子之道即使有些带有贵族性的不良一面，也是次要的，其主要内容还是好的，问题是君子之道在执行中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内容，或出现了伪君子。
大明社会也还有一些真正的谦谦君子，更多的只是表面充当君子，实质上是更复杂的心灵，甚至是达到伪君子的程度。
大明许多青年学子，开始时确实是想立志做君子，也按君子的要求为人，但残酷的现实打碎了青年人的幻想，许多青年人都就得现实起来，既然不能为天下做想，那就多为自己做想吧！
于是明末出现的复社和一些复社的前期学社。这些学社的择人不是按照是否符合君子之道的为人，只是表面要当君子，实际上是按照当时的功名层次，名声层次，家庭出身的档次，只是当时的次等的准贵族才能入社。
当时的学社，不是自由交流，学术交流，而是干涉社会，认为自己就是君子，就是准贵族，就是应该指导社会，甚至干涉当时的政事，学社不但学社首脑要干涉社会，而且还强制所有学社成员也一些行动。
一个团体进行集体行动，本来也无可非厚，问题是团体大多数人是自愿行动，还是强制行动，甚至是为了某些私人利益而行动。
青年学子存在许多表面一套，做的又是另套。一些在官场上混的官员就走得更远，用好一点的话说，就是策略的灵活性与目标的一致性相结合，用差一点话说，就是口是心非，有的人甚至是地道的伪君子。
朝庭有过禁商的禁令，但朝庭的禁令只是让天下百姓尊守的禁令，官员则许多人都没有尊守，对官员来说，在对天下百姓禁止行商后，自己的商业更赚钱。禁商时期实质上就是官员垄断行商时期。
官员垄断行商时期，也不可能杜绝那地下商人的存在，地下商人是禁不绝的，也还有一些小商人的拾漏行为。总的来说，商人的总体比例太小，商人不但没有对社会的发言权，而且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学社和官员都是在原有制度下的弄权谋利行为。
此崇祯还在信王时期，就重在实行动，行动以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内的人生存为原则，能为大家谋生存就是好办法。这种重实际效果的行动与那学社重空谈，在原有体制下弄权相比，就实在得多。信王时期的努力，不只是没有加强旧体制，而是在向天下人生存的新体制发展。
前几年，崇祯认为，伪君子是为人的反面，比普通的人还差，因而树立起普通人的为人之道，为人之道也同约法三章相简单，就是不偷，不抢，本份劳作，诚实为人。
学子、官员和天下君子、想争做君子的人，先拥有为人之道，有资格做人之后，才去追求较高的君子之道的标准，想做君子，先做好普通人。
与儒教区的观念不同的是北方的游牧区或渔猎区，北方的人没有什么圣人之道，和君子之道，少数民族对伪君子很反感，北方人重视的是武力。
北方人也不是天生就唯武至尊，而是长期生活的局面是这样，几千年来，北方都是不断的混战，最强的族群才有生存之道，其他的族群，要么从属于强族，或收编入族，要么就被杀掉。
北方人嗜杀成性，有人统计，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人，在世界杀了二亿人，光进入中原杀汉人就达六千万，远超日本所杀的三千五百万中国人。
北方的文化中，两人相遇，谈不拢，就武力解决，胜者为王，败者为奴隶。北方的奴隶，奴才也只是主人的奴隶、奴才，木黎华等四大奴隶，也是成吉思汗手下的四大干将，木黎华在铁本真前是奴隶，在其他人前是主人。
北方不断的混战，虽然不断有强族崛起，但人口总是稀少，能发展几十上百万人就是特别的大族了。西欧人进入中世纪初期，人口和人类社会处于即将灭亡的前期，在混战和灭亡的选择中，西欧人选择了生存和人道主义，从而延续了西欧社会。
西欧社会能理智的选择生存，是因为有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也还有宗教的影响。北方虽然可能拥有悠久的文化，但没有继承，文化始终处于十分落后状态，也没有众族能接受的宗教，北方始终人烟稀少，发展落后。
在明朝时，本来出现的好迹象，本来应为最后一个强族的蒙古人，与南方的封建帝国走上的和平贸易的开端，可是出现了小冰河时期的自然灾害，在自然灾害中出现了一个为了生存的强者政权后金，后金有着打乱这一切的趋势。
后金本来发展到清国后有着一统南北的武力，但明朝一个魂穿的人又改变了一切，复制了许多“关宁锦”防线，能够挡住后金进入关内抢劫。后金那种极端的武力政权，是建立在抢劫天下的基础上生存的政权，一旦抢劫不到其发展起来后的所需，或抢无可抢时，就注定要走下坡路。
最后清国到鄂毕河和谦河之间的北部，建立满州省，重操渔猎业和学习游牧，自己为自己民族而生存。
其实北方的众民族，除了个别死中求生的最强族，都希望生存下去，都不希望成为别族人的奴隶，也都希望有和平。
现在的崇祯“北平蒙满”策略中，满族已经认怂，可能再也不从事抢劫，而是自己生产求生存。蒙古族除极个别还在想称霸外，大部分部落都愿意和平生活，和平生活是建立秩序的基础，秩序又以和平为必要条件。
“北平蒙满”除了武力平定个别极强入外，就是想办法增加北方民族的收入，争取各族都能生存发展。
增加北方各民族的收入之方法之一，也是当前最主要的方法，就是组织贸易队，收购北方民族的山货，牧猎后的皮货，羊毛等一切北方民族的产出，再出售北方民族需要的粮食和生活用品。
“北平蒙满”就是以和平贸易取代原来的武力对立，由与忠顺王的边境贸易发展到深入北方各地的的贸易，由少量品种的贸易发展到多数品种的贸易，由较小规模的贸易发展到大规模的贸易。
原先也存在少数胆量大的人进入北方贸易的人，贸易的天敌是盗匪和马贼。原先南方太平时期，也只限于社区，贸易路上也是不可控制的荒蛮区。
现在，南方反复清剿盗匪，北方则以城堡链为基础，建立贸易主干道，对一些马贼和土匪进行清剿，确保贸易之路也转为文明区域。
众人只要能正常生活，就不可能一定要当盗匪。
贸易需要道路交通，道路交能的建设和安全又是需要贸易发展起来后的支持。
崇祯想建立的新大明，就是要建立跨区域、跨文化贸易体系。贸易需要交通建设和交通安全，也需要观念上的支持，和对贸易给众民族带来的利益的认识。认识了对各民族的利益才能支持贸的存在，贸易需要支持的条件下，才能发展。
北平蒙满，也是带去比较先进的中华文化中的有益成份，共民发展，共同生存，共同维护贸易安全。新大明在南方人多的地区普遍无区别的剿匪，是匪是必剿。在北方人烟较稀少的区域，建立城堡链，以骑兵定期巡逻，发现的土匪穷追猛打。巡逻和追匪的骑兵也汉人骑兵，也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合作部落骑兵。
儒教区的“君子之道”没有必要废除，需要清理的是伪君子的行为。新大明需要建立的是普通的为人之道。不但要在儒教区建立新的为人之道，而且要建立，其它区域也认可的普遍的为人之道。
不偷，不抢，诚实，本份为人是最普遍，最基础的为人之道，也是建立和平秩序环境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