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最大的问题是天下粮食不足。
人没有吃的为代表的物质生活资料，就不可能生活下去。
人没有精神生活，那将生活得无味，没有精神生活的人类也将和普通动物一样的生活，甚至还不如动物。
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精神生活，人类应该有更多更美好的精神生活。
人类不但要存在下去，而且要生活得更美好。
物质资料是人类存在的基础，精神生活是人类发展的基础，也是人类生活得更美好的基础。
不能向自然界长久的获得生活资料的民族，是无法长久存在的民族。仅仅为了一点吃的而思考的民族又是没有前途的可悲民族。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二者不可或缺。
精神生活也种类众多，丰富多彩，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能体现人活着的价值。能为后代提供生存的必须物资，能让女朋友快乐，能让众人愉快，能创造或维护太平盛世，能创造精神财富，都是让人感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体现。
明朝的士族就是强行的垄断人的生存价值，只承认士族有存在的价值，否定士族之外的人的生存价值，其它人都是简单的粗野的劳作者。
此崇祯到了明朝以后，就是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改造大明。
明末造成粮食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产出的不足，产出的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地主豪强无限制的兼并土地，兼并的土地先以优质田和有水源的田地为先，兼并土地导致许多农民破产成为流民，许多较差的或劣质田荒废。再加上天气的异常，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破产的危机，危机出现了后，一些强人又结伙为盗贼，盗贼本身就减少了生产的人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间接的导致生产人数的降低。最后出现了后金那种由打猎的民族转化猎天下人的极端军事集团。
崇祯还在信王时期就开始训练侍卫，练就一种武力，从打击地痞流氓开始，发展到清除恶霸，打击路边土匪，到进入山寒清剿土匪，局部的建立和恢复生产秩序。
后来组织力量，兴修水力，筹建特区，克服明末政府的不做为，改善耕种条件。
再后来建立与特区居民共同生存的制度，动员特区居民共同保卫特区的体制，并制定一些抚恤政策。
在精神生活上，崇祯无法改变士族，或对士族施加有效的影响，因而起用庶族力量，壮大发展庶族力量。
因为庶族没有士族那么深的儒教观念，也不可能太固质的去坚持儒教观念，而是可造就的新生力量。皇帝有“圣”的地位，有金口玉言的资格，可以发展当时的文化。崇祯也就能以庶族为主体，吸收各种可能吸收的力量，壮大和发展新文化。
崇祯在发展新文化中，没有追求必须尊照小朝庭的观点，而是按照人的本性自然地发展，各显神通。
崇祯从来都没有要求统一天下的意志，崇祯认为众人的意志被强行统一有不足之处，那会抑制许多人的思维，精神力量的长久发展比一时的力量壮大更重要。崇祯就是花大力量培育精神文化发展的环境，培育幼苗发展的势头。
成吉思汗的意志和奴尔哈赤的意志，只是一时的军事强大，都不可能造就一个较长久的发达社会。
崇祯不是按照朝庭的意志去统一天下的观念，而是制定一个框框，限制天下人的思想观念在一定的范围内。
崇祯即反对过去那种用官方允许的儒教教条，严密限制天下人的观念的作法，也反对那没有秩序的杂乱无章的混乱社会，而是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又给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的社会。
丰富多彩的多种信仰和各种追求，将造就丰富多彩的世界，世界需要多彩，世上的许多行业也不能太集中太拥挤。
人类的精神世界也应该“管而不死，放而不乱”。只管而不放或只放不管都是错误的方法。
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需要用人类的方法，也就是通过建立礼法的方法，确立世界正常有秩发展的轨道。
礼法是世界存在的一些原则，是一些条条框框，这些条框就象是通过危机道路时的护栏，条框也必须适当，只能具有护栏的功能，而不能造成障碍的作用。
牺牲少数，确立大多数人的利益正常发展是正确的方法，礼法能起到确立秩序的作用从面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过份的地要求思想统一，可能会造成大多数人都需要牺牲，才能造成表面的统一，需要大多数人的牺牲，除了特别的危机时期，一般时期让大多数人的利益去牺牲是错误的方法。
礼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体系。那种认为礼法一成不变，甚至是认为越古的礼法越有权威，是错误的认识。
礼法和思想的作用在于其正确性和完善性，借助权威对帮助证明其礼法或思想的正确性有帮助，利用圣人言、领袖言、古人言只是借助权威的方法。
礼法与某一民族结合，适应某一民族的文化特色，便产生了民族的礼法，礼法的原理相同具体的内容可以有差异。
对礼法的认识不同，政见不同，拥有的文化不同，会产生所追求的道的不同。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大道、王道之类的许多类型的道争。皇帝出现后，虽然没有了道争，却以社会几乎停滞发展为代价。
现在崇祯确立“中国之道”为当时的的主要发展的道路。
到现在对中国之道应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历史上第一个中国是夏国，夏国和以后的一系列中国的发展之道可以借鉴。第一次出现中国的文字，或现存最早的中国两字的出现时候，则有待于考证。
夏国的出现，最主要的是以农业生产取代原先的打猎加采集的生产方式。
现在新大明，也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就是以工商业为主导，以农牧业为基础，全面发展经济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是重回中国之地位，进入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新的生产方式，将发展成为新的社会，新的社会需要政府新机制。夏国建立了政府机构取代旧的部落组织，新大明也需要建立许多新机构，适应新的发展内容，只不过想逐步发展，求大稳定小变化，在三院六部形式下，增加了许多新机构，更是增加了许多新机能。
和平发展是中国之道的特色，以前虽然也有边界战争，也是以和平为主，今后更明确的走和平发展之道。和平不等于不能用武力，只是武力是辅助，地方上出现小霸权，挑战整个和平秩序，还是要用武力平定。
中国之道是不以外族人为奴隶，也不歧视外族人，只不过中国之道是发展过程中的道，重点顾及势力范围内的各民族，境内的各民族不成为别族人的奴隶，无力顾及全球所有民族。
中国之道继续追求化同政策，而不是压迫政策。同化政策也必须有发展，同化主要是生产方式的同化，势力范围内的所有民族都加入中国主导的贸易体系，同享技术成果和市场机制。同化各民族放弃武力冲突，全力发展社会的观念，视境内所有民族、所有地区都有同等的地位。不要求同化民族习惯和文化特征。
中国之道也讲国家，但有中国谈国家与别国谈国家有区别，在中国，国家有天下国与诸侯国之区别。别国本身就是小国，天下国与诸侯国都是一个概念。国家大了就必须区分，同样一个很重集体主义的人，如果在体育比赛中，有一个本单位的团伙，与本县的团队比寒，可能会站在本单位的团队一边，同理诸侯国与天下国之间也可能会有亲疏。中国之道需要正确的处理好诸侯国与天下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也只能适当的拥有，过多的宣扬民族主义，可能会过份，过分的民族主义就是霸权主义。中国人应追求人类主义，超越民族主义思想，走向普通的地球人，而地区共同体的普通人，就是超越民族主义走向人类主义的第一步，地球人也必须走出这一步。
发展仁义道德的学说。仁义道德是走向普通地球人的重要精神成果，过去仁义道德只停留在口号上，是因为经济没有搞好，仁义道德学的内容发展本身也有不足。其后，即要发展仁义道德的内容，也要发展实施仁义道德的条件。
中国之道是一种敢为天下先，努力发展的道路，是以发展社会为主要内容的道路，以向自然界和宇宙获得资料为主的发展之道，不以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区的人为争对对象，或为以人为主要对手。
中国之道，就是要为人类走出一条人类发展的道路。
这是中国之道的任务，也是中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