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在大明朝庭办事的风格，也给人以启发。
比方说，办学，基础教育与高层研究相结合，基础教育是为了增加对文化掌握的人数，高层研究是为了发展文化。有广泛的文化拥有者，才有广大的挽救时局力量，对于高层次的知识者，崇祯是问计与听计。
对于文化发展也是全面发展与重点发展相结合。启用庶族和大办教育后，初级的基础人才有了许多，高层次的有独到见解的人才或哲人则也有必须相应增加，高层次人才就成了发展之必须追求的人才。前面说过，自然科学知识和仁德观念是哲人的基础，崇祯在大办教育的同时，也重点发展自然科学知识和仁德知识。
中庸之道或辩证法的方法，还是当时所需，凡事不能绝对化，争对中华原先重视圣人言，忽视基础科学和自然科学，提出全面发展知识，突破单纯圣人言的限制。全面发展知识并不是不要重点，长期有长期的重点，短期有短期的重点，当时的重点就是自然科技和仁德观念。
后世五四时期提出过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前面分折过，西欧原先有奴隶制的基础，奴隶制是打散原先的部落抓人当奴隶，没有了自己的部族的奴隶，只有自己团结一起反抗，形成了一种为了生存的意愿，这种意愿的发展就成了民主观念。东方的国家是从部族中直接发展起来的，族民最重要的是跟着那个贵族走，支持那个贵族，周召共和时期，也是周公一派的势力和召公一派的势力相加，就占有当时的大部分人，也就能维持局势稳定。
中国的特点需要有知识的智者，能发现以德治天下的方法原则，或更好的治天下之方法，所以提倡德治。
明末当时，就是西欧也还没有发起民主的宣传，崇祯只能用中国原先有的词汇，即仁德来说明或强调一种观念。
高层次的人才难得，颜毅敏已经是高层次的人才，毕竟拥有二十一世纪的知识和观念，能够争取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就更好。
一次有机会，崇祯与颜毅敏进行了深谈。
崇祯认为，颜毅敏是二十一世纪的优势人才，到大明管理经济工作十多年，撑起了崇祯王朝的半边天，但其观念也深受二十一世纪影响，能够做出适当的改变就更好。
因为崇祯和颜毅敏都是来自二十一世纪，两人谈话就增加了许多内容。
崇祯问：“你怎样理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
颜毅敏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实质上是满清中的腐儒顽固维护满清体制的一种说法，认为满清一切都好，就是一点技术或武器不如人。”
“其实****也不好，西方有些东西不适合中华社会的特点。”
“具体有那些方面？”
“比方说，西方的殖民主义，我们中华就从没有实施过殖民主义的历史，也学不太象，强行要去学，也是邯郸学步。”
“其实在这世界变化之季，我还是主张学一学殖民主义，我们也进入南洋争夺资源，有利就争。我们不去奴役南洋的人，远在欧洲的人照样来奴役，南洋人的命运还是一样，所不同的是利益被欧洲人得走了，我们少得一些利益。既然结果都差不多，为什么我们不去争一部分利益。”
崇祯清楚颜毅敏的观点，也许许多二十一世纪的人都认为应该弱内强食。人应该看得更长远，更长远的观念是众人都生存发展。
崇祯说：“后来欧洲人在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下，也放弃的殖民统治，中国人能这样放弃吗？”
颜毅敏：“中国人垦定会随世界形势变化而变化，世界都放弃了殖民主义，中国同样会放弃。”
“中国人随世界形势而变是一面，中国人还有一面，中国人有坚持的一面，坚持即可能对正确的内容顽强坚持，也可能是对不太正确的内容的守旧维护，因为中国是大国，就象大船一们，即比小船平稳，也比小船难调头。在世界放弃殖民主义之时，中国能轻易放弃吗？
学殖民主义观点的人员，是失去了中国之地位后的国家之小弟心理，中国能随着世界形势而转，也是小弟心理。而我们需要把握的是中华还有中国之地位时怎样处理问题。
中国之道是怎样样管理好自己的社会，怎样利用自己国人的劳动创造自己社会的繁荣。在抢劫与自造之间，中国之道无疑是依靠自己的创造。
中华人如果去学殖民抢劫之行为，既然内部没有人反对，但这种格局发展下去，会出现一些本不是中国的东西，是不长久之计，真正可靠的还是自己生产自己创造，自己生产创造需要的是管理方法，或经济管理理论。”
“你这些说法好像是儒家之言，你不是说过儒不带兵吗？”
“说儒不带兵也只是腐儒不能带兵，真正的儒将还是能带兵的。”
“我也只是想利用时机，专住机会。”
“时机和机会总是会有的，就看我们怎样认为，我们要专的时机和机会也是我们自己的时机或机会。”同时，崇祯也反问道：
“你也清楚殖民统治的发展是什么结果。”
“先是侵略弱小民族，后是内部大战。”
“殖民统治先是欧洲的强国对世界其它地区的弱小民族进行侵占，到世界被爪分完毕时，就发展到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战争，特别是后起的欧洲强国提出了凭实力爪分世界时，欧洲国家的战争更加易暴发。”
“那道还有其它的发展之路？”
“我总是相信，历史的发展不是唯一之道，古代有大道与王道之争，现在也有多种道路可选择。”
“你又要说中国之道了。”
“中国之道是建立在自己的生产和生产的发展之上，我们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搞好生产的问题。
对于中亚，苏联时候实行社会主义，对亚洲部分有所照顾，增加了苏联的亚洲部分对苏联的认同感，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认为无力再负担中亚的经济，而让中亚国家独立。
现在大明联合了中亚地区，即是对大明的考验，也是对大明的要求，就是怎样联同中亚一起发展经济，将中亚加入到东亚的一体经济体制内。
俄罗斯因为是战斗民族，因而感到对中亚的经济无奈，中华是建设民族，对中亚的经济肯定会有办法。
大明现在有足够的区域，已经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系，有无中亚都具备成为独立经济体系的条件。从中亚角度上来讲，中亚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加入东亚的经济体系，对中亚更有利。”
“问题是你要我们创造经济理论。”
“我也没有要你一定出成果的愿望，而是要求你们面向未来，为创造新经济理论打基础。现在我们大明，原先儒家的男耕女织，日出而归，日落而息的方式垦定过时了。
现在我们需要规模化生产，南方学北方的牧业，北方学南方的工商业，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在局面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数据或比例，如不能绝对把人口驱赶到农业上，而是通过观察分折，掌握了一个适当的比例，农业应旧多少人口比例，粮食生产的各种部门应保持多少人口比例，商业贸易的人口又占多少比例，可以按排多少人修路，军队的比例怎样，何种程度的训练，各种兵种各保持多少数额。现在启动了北黄河建设，可能是一时动用了过多的人口从事水运道路的建设，这种过多的现象社会能容纳的限度，过后又怎样样补救。总总这此，不但要有直观的感觉，而且应建立数据运算，科学的做好按排。”
“我明白你的意思，问题是二十一世纪都没有这此理论，现在我明末能可能有。”
“我们不能有现在就给绝对不如二十一世纪的观念，二十一世纪是一种发展模式下的结果。现在我们已经阻止了清朝的出现，就已经走上了另一条发展之路，另一条发展之道，就是不能用有清朝的历史来套。
现在的大明还没有完全失去中国之地位，还能从低位高飞，我们就不能再以那单纯的孔孟之道的限制，也不能从二十一世纪带来那种小弟心里来思维，而是要敢为世界之先，走自己的路。
中国之道就是自己生产，自己发展，建立内部统一的贸易体系，要有自己内部省份或加盟国的经济比欧洲国都更强的雄心，我们的大部分省级诸侯都比盟外小国强，即使后来的英国、法国，也只有我们二、三省的实力，我们不侵犯别国，也不怕别国侵犯。
我们有不中断的历史文化，有中华广大的地域和优良的土地，一定能走出一条王者之道，这是中国的责任，也是中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