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实感，存乎人心，看不着摸不到，但确实无时不刻不在我们的血液里流动着，感动着，翻滚着。我想文字的好处，就在于能帮到我们把内心的情感表达出来，从而让它看得到摸得着。
我曾非常痴情于歌唱，想用歌声表达自己胸中涌动的情感，可惜我没能遇上这机会。说实话，即使我有上舞台的好运，我也亮不出我的歌喉，因为我天生胆怯，站到台上就发不出声音了，只会不停地颤抖。
我曾非常痴情于电影，希望着哪个导演能相中我，弄个什么角色演演，说不定也能象王宝强那样走红呢！可惜，我生在农村，活在世界的边缘，导演又不是孙悟空，能有千里眼？即使哪导演看到我了，也不愿给我一角色干干吧！
后来，不知怎么，我忽然发现自己就是个导演！我可以在自己的文字里，为自己作主，想演什么就可演什么！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可以假装是个老板，然后天马行空，想怎么当这老板就怎么当，过足当老板的瘾，想赚大钱就赚大钱，想做善事就做善事，想山珍海味就山珍海味……管它演得象不象呢？大胆地演了再说。
我虽然不是女孩，但我可以假装是个女孩啊！然后，顺着自己的想象，青梅竹马呀，恋爱呀，失恋啊，想怎样天真浪漫就怎样天真浪漫，迷死那些想恋爱的男生们。管它演得象不象个女孩呢？大胆实践吧！
我虽然远远不是个孩子了，但我可以假装是个孩子啊！可以穿越数十年，回到自己的童年，重温昔日的美好！再当回孩子！管它当得象不象呢？努力回味吧，寻回自己那些曾经的童趣！
我希望自己可以重活一次，只不过是重头再来，重拾自己人生的点点滴滴。
我的故事，都是真实人生的忠实记录，那字里行间流淌我的真情实感。
我想，凡人大致可分为富人和穷人两种吧？
富或穷是无可选择的，生在富人家过的就是富日子，生在穷人家就也跟着穷了。
而做人是可以选择的，或碌碌无为，或积极进取，变精神为物质，苦尽甜来。
我生在穷人家，本应忽略小时候对的物质的追求，而把身心所受的困苦，化为学习的动力，追求未来的美好。可我却幻想着得到一些物质上的惊喜，在学习上碌碌无为。
我非常羡慕俩上海侄儿穿灯芯绒衣服，就幻想着自己也能像他俩一样穿上灯芯绒衣服。
我6岁那年上海贵客来我家过年，当上海人踏进家门的那一刻，我幻想着：我将能得到什么样的礼物呢？
当上海大嫂打开包喊我过去时，我满心的欢喜，知道她有东西给我啦！
只见大嫂手里拿着一颗糖对我说：
“快叫我一声‘大姐’，我就给你吃颗糖。”
我顿时大失所望，掉头冲出了家门，跑到了铁路边的臂板信号机旁，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去扳那操纵杆，竟然一下被我把翘着的它扳了下来。不一会，火车就“轰隆隆”地由远及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了。
我曾听得大人说过，臂板信号机的操纵杆是不能随便去动的，不然信号出错会导致火车行驶事故。
当时，我也不知那操纵杆由翘着而挂下去，是我闯下的祸，还是火车站值工段室值工段人员操作导致的。
我迅速逃离了现场，一场大所失望，变成了对犯罪的恐惧。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对自己闯祸所产生的害怕。
人们总喜欢问孩子一个问题：
“你的理想是什么？”
其实，我小时候的理想，一直都是想穿得好一点，不让自己感到寒酸自卑，不让人家笑话瞧不起。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呢？
我不仅对俩上海侄子穿灯芯绒衣服羡慕不已，对姐姐穿上新衣服也很眼红，我跟母亲说：
“姆妈，我也要跟姐姐一样，穿新衣服！”
母亲说：“你姐姐是要嫁人的，不穿好的不行！你一个小鬼，要穿那么漂亮干啥？！”
那时候村里有女的订亲，不像现在彩礼讲的是多少钱，而是讲几套新衣服。
我二嫂跟我二哥订亲时，就提出来要两双皮鞋，还有呢大衣什么的。她和我二哥，用现在的话来说，算是闪婚。
我二哥定下结婚日子时，那新娘并非我现在的二嫂，而是已跟我二哥谈了好多年的一个女高中生，我二哥在部队她在学校，俩人飞来飞去的恋爱信都可编成一部长篇作品了。
她是我姐老娘的外孙女，因她的儿子是靠我大哥找的工作，她希望通过嫁给我二哥，再靠我大哥给她外孙女也找个好工作。
但我大哥突然从上海铁路局人事处下放到了黑龙江，我姐老娘也随之在离婚礼还有７天的时候突然变卦了，不同意再把外孙女嫁给我二哥了。
我二哥说：
“难道你不嫁给我，我就结不成婚了？我照样在定下结婚日子，如期举行婚礼！”
紧接着，我二哥紧鼓密锣地四处托媒找对象，条件只有两条：
１.女性；
２. 第７天结婚。
我二嫂就是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嫁给我二哥的，我二哥带上她去了上海旅行结婚，是我家的上海大哥家为她买了她提出要的两双皮鞋，还有呢大衣什么的。
后来，我三哥参加工作了，需要一辆自行车，但因市场供应紧缺，也是上海大哥家想办法找人帮忙，在上海给三哥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有了的确良衬衫，在当时引领了鲜亮、挺括的服装风潮。我虽然是个穷人家的高中毕业生，但竟然也有了赶时髦的心思。
我不仅想穿只有上海才能买到的的确良衬衫，还想戴只有上海才能买到的上海牌手表。你说，我这人是不是太没脑筋了，太不自量力了，太不安份守己了，太没数张了！
此时，我正高中毕业窝在家中，没有大学可考，没有工作可找，唯有等待“上山下乡”，去农村滚一身泥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你说，我在这样的时候，想穿的确良衣服想戴手表想交女朋友，是不是太没教养了？我为什么就没去想，自己应该看些什么书，为自己今后的作为做起准备来。
我想，为什么自己这一辈子碌碌无为呢？原因盖在于自己从没想过要有什么作为吧！更谈不上自己要为自己将来的作为做哪些必要的知识准备。
很多的大道理，读书时都听老师说过，有些大道理我自己也是张口就来，可就是“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
我跟上海大哥说：
“我要穿的确良，我要戴手表。”
我上海大哥跟我说：
“有府绸穿就很好了，为什么非得赶时髦穿的确良？你的俩侄子想穿的确良，我是坚决反对的，决不能助长他们滋生小资思想！至于戴手表就更没必要了！手表只是个奢侈品，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可我没听我大哥的话，我用自己在车工工段做小工拉黄沙赚来的钱，想方设法找朋友们帮忙，买到了一件黄色的的确良衬衫；上海牌手表买不到，我就从朋友那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２０多公里黄尘滚滚的砂石公路，在巨化百货大楼买到了一只“广州牌”手表。
我在上山下乡后，刚开始没戴手表，当看到县领导的儿子吴宝静和其他一些知青戴着手表，我也忍不住把手表戴到了知青点去了。
当知青点人都知道我腕上戴着一只手表时，吴宝静手腕上的那只上海牌手表不翼而飞了。
吴宝静手腕上的那只上海牌手表会被谁偷走了呢？副县长的女儿于桂芳高度怀疑是我偷的，她很有些凶相地找到我，审讯犯人似地问我：
“你的手表是哪来的？！”
我说：“是我做小工时赚钱买的。”
可于桂芳不信，继续审我：
“你把手表脱下来给我看！”
我就把手表脱下来，递给了她。我心想：吴宝静丢失的手表是“上海牌”的，而我的手表则是“广州牌”的，你看过后，总该不会再怀疑是我偷了他的手表了吧？！
可于桂芳看过我的“广州牌”手表后，仍没排除对我的怀疑，进而审问：
“你会不会用‘上海牌’跟谁换了‘广州牌’？！”
她这毫无根据的话，说得我气死了！我接过她还我的手表，把它当成了一块石头抛了出去，毫不客气地怼于桂芳：
“难道只有你们当官的子女能戴手表？我戴个手表就是偷的？请你对我说话稍稍放尊重点，没根没据地别对我胡说八道的！”
我受过这冤枉气后，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让人看不起的人，别说是戴手表，就算再穿得很时髦，也同样地会让人看不起！别人审视一个人，并不是凭你穿戴什么，而完全是凭你的出身，凭你父母是干什么的。
过不多久，于桂芳、吴宝静等领导干部的子女，来农村镀过金后就当上了工农兵学员了，进浙大、杭大什么大的去深造了。
我想，若不是恢复高考，若不是凭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地择优录取，哪轮得上像我这样被人看低十分的人上大学？只可惜我没好好利用年青时珍贵的黄金时间，潜心学习，打下扎实的知识准备，考上个一流大学。
法国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化学家路易斯?巴斯德说：
“在观察的领域里，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这句话告诫我们机遇往往不易察觉，需要人去寻找；机遇可遇不可求，需要人去创造；机遇容易稍纵即逝，需要及时把握。
“机遇”才是一个人一辈子最可宝贵的！只可惜我根本就不懂这一点，恰喜欢打胖脸充胖子，没条件穿的确良衣服偏要去穿它，没条件戴手表却死要戴手表，没条件抽烟却染上了抽烟的恶习。
当我结婚成家后，发现《我的妻子》是个跟我截然相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