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前述暴雨积水导致的城，市内涝外，洪水倒灌城，市也是导致内涝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相对洪水灌城而言，暴雨积水导致的内涝虽然较多，但在古代城，市内涝中所占比重远比洪水灌城低。在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关于“，江，河水涨溢”“大水入城”“水入州郭”“水溢入城”“洪水泛城”的记载远比城内暴雨积水的记载多。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松花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主要流域的许多城，市都有大量洪水灌城的记载，而暴雨积水的记载反倒较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文献记载本身的取舍，对于易对城，市产生巨大影响的洪水灌城更加关注；另一方面则是城，市排水系统可更好应对多数情况下因暴雨导致的积水，使因此导致的城，市内涝出现的频率更低，程度较轻。”
“一般而言， 城，市的排水系统主要由城内沟渠、城，市水系、机械排水与透水型地面等组成，通过疏导与调蓄的方式疏解内涝。”
“城内沟渠大致可分为明渠与暗沟，又可分成天然沟壑和人工管渠道。 古代城，市很早便开始运用沟渠疏排城内积水，在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中都发现有较完整的沟渠排水系统。一般认为，西周至战国时期，城，市沟渠排水系统已经较为完善。沟渠排水思想得到运用，在《管子》中有“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的总结。 历代都城都有系统的沟渠网络，汉长安城大道旁皆有沟渠，环绕城，市的城墙底部有城内向城外排水的圆形陶管道。唐长安城大部分街道两侧都有挖土而成的明沟，宽度在2.5米以上，口宽底窄，以便排水。北宋东京城内主要干道皆有明渠与暗沟，《东京梦华录》卷二载城内四条御道两边有“砖石甃砌御沟水两道”。这些沟渠的宽度较广、深度较深，故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载“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元大都初建时，便凿有七处泄水渠，据考古调查，在今西四牌楼附近地底发现有石砌明渠，宽1米，深1.65米。明代北京城内沟渠众多，据侯仁之先生统计，见于记载的城内主要沟渠有大明濠、东沟与西沟、东长安街御河桥下沟渠、龙须沟、虎坊桥明沟等。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中载乾隆五十二年时，内城沟渠有“大沟三万五百三十三丈，小巷各沟九万八千一百余丈”，折合今里程约400公里。都城之外，地方城，市的沟渠系统亦是相当完备。如清代重庆有贯穿全城的17条水沟，只是这些水沟现在早已多不见踪影。在古代城，市中大量的人工管渠道和天然沟壑成为排泄内涝的重要通道。”
“城，市水系也是 古代，城，市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天然水系，也包括人工运河、护城河等，其不仅有疏导内涝的作用，还兼具调蓄功能。古人对城内湖泊、壕池与河流等的疏导与调蓄功能很早便形成清晰的认识，如《汉书·沟洫志》中就有“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的记载。据研究，北宋至明清时，古人对城，市水系排涝作用的认识更加明确，认为“城，市水系乃是城，市之血脉”。城，市水系在疏排内涝的作用上较为明显。北宋东京汴梁的城，市水系由三重壕池、汴河、蔡河、五丈河、金水河以及凝祥池、金明池、琼林池、玉津池等组成。明清北京城的城，市水系由内外城壕、筒子河、前海、后海、北海、中海、南海等组成。”
“此外，机械排水与透水型地面等的运用亦是疏排积水的重要方式。北宋时，东京城汴河上设置有泄水斗门，通过斗门启闭节制水流，如王士俊《汴城开渠浚壕记》中所言“水门启闭，各有宣节”。明代南京城，市水系中采用水管铜闸节制水流，闭闸时水阻不流，开闸时水逐渐流出。清代的桂林城壕池与漓江相通，城壕与漓江间有雨水闸门，视城壕与漓江水位的相对高低而启闭。城，市内部沟渠、河道等排水不及时，往往还会利用水车人工排水，如雍正《河南通志》卷五载明隆庆二年秋，开封连续大雨三日，“城中用水车輙水出城”。透水型地面的运用亦是 古人防涝的经验总结。清代紫禁城内路面铺设的是透水砖，雨水可透过砖缝渗入地下，而不是淤积于路面。还有将道路设计成中间高两边低，利用低处透水地面排水的做法，如《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元大都皇城内“草场上的道路高出草场地面九十厘米，路面经过铺砌，使得污泥雨水不致于淤积路面”。古代小城镇街道有的完全是天然泥路，有的虽然铺石块为路街，但其间的缝隙并不勾浆，都能使雨水自然渗透。”
“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亦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如排水系统便是排涝系统，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现代；城，市排水系统的管理时常是阶段性的“以人治水”，而非常态性的“制度治水”；都城与地方城，市排水系统存在较大差距等。但总体上来说，依靠城，市排水系统的定期疏浚与管理制度的保障，通过城内沟渠、城，市水系、机械排水与透水型地面等疏导与调蓄方式，古代城，市可以较好地疏导内涝。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当遭遇极端天气或者长期大面积降雨时，这些措施则往往难以保证效果，这也是我们看到不同朝代和不同地区仍不时出现内涝甚至严重涝灾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