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回到了英国
谈话结束以后，我把船长和他的两个伙伴带到我的家里，把他们从我出来的地方——也就是从房顶上——带了进去，拿出我的现成的粮食请他同吃了，又把我住在这里多年以来制造出来的种种设备指给他们看。
所有我所指给他们看的，说给他们听的，都使他们感到惊异。船长特别欣赏我的防御工事，欣赏我怎样用一片小树林子把我的住宅完全隐蔽起来，这片小树林现在已经栽下去二十年了，由于这一带的树木比英国的长得快，现在已经成了一片小小的森林，十分浓密，除了我保留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以外，从任何方向都走不进来。我告诉他，这是我的城堡和住宅，但是，像许多王公贵族一样，我在乡下还有一所别墅，作为我的退居之所，以后有时间，我再领他们去看，但在目前我们的任务是要考虑怎样收复那只大船。他同意我这种看法，可是他告诉我，他现在想不出一点儿办法来，因为大船上还有二十六个人，他们既然参加了谋叛的阴谋，在法律上已经犯了死罪，眼前没有别的出路，只好一不做二不休，硬干下去，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被打败了，一回到英国或任何英国殖民地，他们就要上绞架。所以光靠我们这几个人，是无法向他们进攻的。
我把他的话回味了一阵，觉得他的结论的确有道理，因而觉得我们应该迅速做出决定，一方面出其不意，把船上那伙人引入某种圈套，另一方面阻止他们上岸攻打我们，消灭我们。这时候，我立刻想到，再过一会儿，大船上的船员们一定会奇怪他们的伙伴和小船究竟怎么样了，必然会坐着大船上另外一只小船到岸上来找他们。那时候，说不定他们会带着武器来，在实力上远远超过我们。他认为我的话很有道理。
于是我告诉他，我们第一步应该把那沙滩上的小船凿破，把上面所有东西都拿下来，使它失去航行的能力，叫他们没法把它开走。于是我们一起走上了小船，把留在上面的枪械拿了下来，又把上面所能找到的东西通通拿了下来，其中有一瓶白兰地，一瓶甘蔗酒，几块大饼，一角火药，还有一大包用帆布包着的糖，有五六磅重。这些东西都是我非常欢迎的，尤其是糖和白兰地，已经吃光了好多年了。
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搬到岸上之后（船上的桨呀，桅杆呀，帆呀，舵呀，早已经拿走了），又在船底上凿了一个大洞，这么一来，就是他们有充分的实力战胜我们，也没法把小船开走了。
老实说，我并不以为我们准能收复那只大船。我的看法是，只要他们不把这只小船带走，我一定可以把它重新修好，把我们载到背风群岛去，顺便把那些西班牙朋友带走，因为我心里还时刻记着他们。
我们正依照计划进行，首先用全部力量把小船推到沙滩的高处，以便潮水在高潮时不至于把它漂起来，然后又把船底凿了一个大洞，大得短时间内没法堵住。我们正坐在地上，寻思着下一步该怎么办，只听见大船上放了一枪，并且摇动旗帜作为信号，叫小船回去。可是他们看不见小船的动静。于是他们接着又放了几枪，并且对小船发出一些别的信号。后来，他们见信号和放枪都没有结果，小船还是没有动静，我们就从我的望远镜里看见他们把另外一只小船放下来，向岸上摇过来。当他们走近的时候，我们看出小船上载着不下十个人，而且身边带着武器。
那条大船停泊的地方离岸不过两海里左右，因此他们来的时候，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连他们的脸都看得见。他们来到岛跟前的时候，因为潮水把他们冲到头一只小船东边去了，于是他们又沿着海岸往西摇，直奔头一只小船上岸和停泊的地方。
这就是说，我们把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同时船长还说得出那条小船上的人谁是谁，谁的性格如何。据他说，其中有三个是非常老实的家伙，他相信他们是在其余的人的强迫之下参加这次阴谋的，因为他们人少势孤，受到了恐吓。至于那水手长（看起来他是他们中间的头目）和其余的几个，他们都是船员中最凶悍的家伙，现在既然干出了这样的事，无疑地要硬干到底了；因此他非常担心他们实力太强，我们无法取胜。
我向他微微一笑，对他说，处于我们这种境遇的人，早已把恐惧置之度外了；反正任何一种遭遇都比我们当前的遭遇强些，因此我们应该做好思想准备，不管结果是死是活，对于我们都是一种解脱。我问他对于我的生活处境作何感想，是不是值得为寻求解脱冒一下险。“先生，”我说，“你刚才不是还相信上帝让我活在这里是为了搭救你的性命，并且还因此略微振作起精神来吗？你这种信念现在哪里去了？至于我个人，我对于这件事的远景只有一个遗憾。”他说：“什么遗憾？”我说：“那就是你刚才说的，他们中间的三四个好人，应该饶他们不死。假使他们都是船员中的坏分子，我真的会以为是上帝有意把他们挑出来送到你的手里哩，因为，我敢保证，凡是上岸来的人，横竖都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他们是死是活，就看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了。”
我说这话时，声音很高，脸上带着愉快的神气，因此大大地鼓起了他的勇气。于是我们都很起劲地干我们的事情。自从我们一瞧见那只小船从大船旁边开过来，就考虑到把我们的俘虏加以分散，并且事实上也已经把他们做了妥善的安置。其中有两个家伙，船长对他们特别不放心，我派星期五和船长的一个伙伴把他们送到我的洞里去。那地方相当远，绝不会给人家听见或发现，就算他们能够跑出洞口，在树林里也找不到出路。他们把这两个人捆起来放在洞里，照样供给他们吃喝，并且答应他们，如果他们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一两天之内就恢复他们自由；但如果他们想逃跑，就格杀勿论。他们都老老实实地答应耐着性子忍受禁闭，并且感谢我们对他们优待，给他们吃，又给他们灯光，因为星期五还发给他们几支蜡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让他们舒服一点儿。他们再也没想到他正在洞口站着岗，看守着他们。其余的俘虏受到的待遇就比较好些。有两个固然始终没松绑，因为船长不敢十分相信他们，但另外的两个却受了我的录用，这是由于船长的推荐，同时也是由于他们本人曾经郑重宣誓要和我们共生死。因此，加上他们和船长一伙三个好人，我们现在一共有了七个人，都是武装齐全的，我毫不怀疑我们完全能够应付那十个就要来到的人，因为据船长说，他们中间也有三四个好人。
那批人来到头一只小船停泊的地方，马上把他们的小船开到沙滩上，一齐上岸，然后把小船拉到岸上来。我看见了，挺高兴，因为我最担心他们让小船在离岸较远的地方下锚，再留几个人在上面守着，那我们就没法夺取小船了。上岸之后，他们首先向先前那只小船跑去。不难看出，当他们发现船上的东西通通给拿光了，船底上有一个大洞，他们大吃了一惊。
他们把这件事寻思了一会儿，就使出全部的力气大喊了两三次，想叫他们的伙伴们听见，可是毫无结果。接着，他们又围成一个圈子，放了一排枪；这片枪声不但我们听见了，而且那种回声都把树林震响了。可是结果还是一样，那些关在洞里的，自然听不见，那些被我们看守着的，虽然听得很清楚，却不敢回答。
他们对于这桩出乎意料的事真是万分惊讶，据他们后来告诉我们，他们当时曾经决定回到大船上，告诉大家，那批人都被杀光了，小艇也给凿沉了。于是，他们马上把小船推到水里，一齐上了船。
船长看到这种情形，非常吃惊，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他相信他们一定会回到大船上去，把船开走，把他们那群伙伴丢在脑后，认为他们已经没有命了，而那样一来，他一心指望我们能够收复的大船，也就靠不住了。可是，很快地，他又同样地为另外一桩事情惊惶起来。
他们刚把小船开走不大的工夫，我们就看见他们又一齐重新回到岸上。可是他们的行动却采取了新的步骤。看情形，这是他们刚才商量好了的——就是，留三个人在小船上，其余的人都一齐上岸，到岛中心去找他们那群伙伴。这使我们大失所望，简直不知怎样办才好。因为若是我们让那条小船跑掉，就是把这七个上岸的人通通抓住，也没有好处，因为那三个人必然会把小船划回大船，大船上的人必然会起锚扬帆而去，那时我们收复大船的事情就没有希望了。
可是，除了静候事情的发展之外，我们别无办法。那七个人上岸以后，那三个留在小船里的家伙就把船开到离岸稍远的地方，把船泊在那里，等着他们；这么一来，我们想进攻小船，就完全不可能了。那批上岸来的人，大家紧紧靠在一块儿，向那小山头前进，而我的住所，就在这小山底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瞧见他们，虽然他们瞧不见我们。我们倒乐意他们走近点儿，好让我们对他们开枪，再不然就索性走远点儿，好让我们到外面去。
可是他们一来到山坡上（从那里他们可以看得很远，可以瞧见那些向东北延伸下去的山谷和森林，那是岛上最低的部分），就一个劲儿大喊大叫起来，一直喊得他们疲倦不堪。看样子他们无意向远离海岸的地带冒险深入，也不愿意彼此分散，于是他们就在一棵大树下面坐了下来，考虑办法。如果他们像先前那批人一样，决定在那里睡一觉，他们倒可以成全了我们的好事。可是他们却非常担心危险，不敢睡觉，虽然他们也说不出他们所担心的究竟是什么危险。
他们正这样聚在一起商量的时候，船长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合理的建议，就是，他们或许还要开一排枪，为了是想法子叫他们的伙伴们听见，我们应该趁他们刚开完枪的当儿，一拥而上，那时他们必然不战而降，我们也可以不流一滴血，把他们制伏。我很欢喜这个建议，可是有一样，就是我们必须离他们近一点儿，在他们装上弹药以前冲上去。
可是他们并没有开枪，我们悄悄地在那里埋伏了很久，不知道采取什么办法才好。最后，我告诉他们，依我的意见，我们在天黑以前，不能有什么举动，如果到了晚上，他们不回小船，我们也许可以想出一种办法抄到他们和海岸的中间，用个什么策略对付那几个小船上的人，引他们上岸。我们又等了很久的工夫，巴不得他们走开。只见他们商议了半天，忽然一齐跳起来，向海边走去。这一下，我们心里有点儿着慌了。看样子，他们对于这个地方的危险性抱着很大的戒惧，认为他们的那些伙伴都已经完蛋了，决定回到大船上，继续他们原定的航行计划。
我一见他们向海边走去，马上就猜想（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搜查，准备回去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船长，他也为这件事焦虑万分，一点儿劲头都没有了。可是我很快地想出了一个策略去引他们回来，结果完全不出我的所料，达到了我的目的。
我派星期五和那位大副越过小河往西走，一直走到我救星期五的那回野人们登陆的地方，并且叫他们到了半英里以外的那片高地时，尽量地大声喊叫，一直喊到那些水手听见为止，又叫他们在听见那些水手的答应以后，再回叫几声，然后不要让他们看见，兜上一个大圈子，一面叫着，一面应着，尽可能把他们往岛的深处引，往森林的深处引，然后再按照我指给他们的路线迂回到我这边来。
那些人刚要上小船，星期五和大副就大声喊叫起来。他们马上就听见了，于是他们一面回答着，一面沿海岸往西跑，冲着他们听见的声音跑去，跑了一程，他们就被小河挡住去路。这时河水已经涨了起来，他们没法过河，只好把那小船叫过来，把他们渡过去，一切不出我之所料。
那小船沿着小河往上驶了一段路程，开到一个好像内河港口的地方。他们渡过小河之后，就把船拴在一根小树桩上，又从船上三个人中间叫了一个下来跟他们一块儿走，只留下两个人看船。
这正遂了我的心愿。我马上把星期五和大副丢开，让他们继续干他们的事，带着其余的人，暗中渡过小溪，出其不意地向那两个人扑过去。这时候，他们一个正在岸上躺着，一个正在船里待着。那岸上的一个在半睡半醒之中正要爬起来，走在头里的船长登时冲到他跟前，把他打倒在地，然后向那船上的一个大喝一声，叫他赶快投降，否则就要他的命。
当一个人看见五个人向他扑了过来，而他的同伴已经被打倒在地上的时候，叫他投降是用不着多费话的，况且，看起来，他又是那三个对暴动不大热心的水手之一，因此，他不但一下子就被我们降服了，并且事后也忠实地参加到我们这边来。
在这同时，星期五和大副也把他们对付其余那几个人的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他们一边喊着，一边答应着，把他们从一座小山引到另一座小山，从一片树林引到另一片树林，不但把他们搞得筋疲力尽，而且把他们引到一个老远的地方，不到天黑的时候，绝对回不了他们的小船。不用说他们，就是星期五他们自己，当他们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也已经疲倦不堪了。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事情好做，只有在暗中监视他们，准备向他们扑过去，坚决把他们打败。
那批人一直等到星期五回来了好几点钟之后，才绕回他们的小船。老远地，我们就听见那几个走在头里的招呼那几个掉在后头的人赶快跟上来，又听见那几个落在后头的一面答应着一面叫苦，说他们又累又脚痛，实在走不快了。这对于我们实在是一个好消息。
末了，他们总算走到小船跟前了。可是，当他们发现潮水已经退了，小船已经搁浅在小河里，他们的两个人又不知去向，他们那种惊慌失措的样子，简直无法形容。我们听见他们以一种非常可怜的声调你呼我唤，彼此诉说着他们来到了一个魔岛，岛上不是有人居住就是有妖怪；如果是有人居住，他们必然会给杀得一个不剩；如果是有妖怪，他们必然会给妖怪抓走，通通吃掉。
他们又大声呼唤，不断地喊着他们两个伙伴的名字，可是没人答应。又过了一会儿，我们从傍晚的薄暗的光线下看见他们惶惶然地跑来跑去，绝望地扭着他们的两手，一会儿跑到小船上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又跑到岸上来，到处乱跑，如此反复不已。
这时候，我手下的人恨不得我允许他们趁着夜色立即攻上去，可是我的意思是找一个更有利的机会向他们进攻，给他们留一条生路，尽可能少杀死几个。我尤其不愿意我们中间有人受到伤亡，因为我知道对方都是全副武装的。我决定等待着，看他们是不是会散开。因此，为了更有把握制伏他们，我把我的埋伏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命令星期五和船长尽可能贴着地面向前爬进，不让他们看见，并且在他们动手开枪以前，爬得离他们愈近愈好。
他们向前爬了不大的工夫，那水手头目（他是这次叛乱的重要首领，现在也比别人更加垂头丧气）就带着两个另外的水手，朝他们走了过来。船长急于要把这个祸首制住，不等他走近一些，看个清楚明白（因为船长仅仅听见他的声音），一看他们走过来，就同星期五跳了起来，向他们开了枪。
那个水手头目当场就给打死了，另外一个，也身上中弹，倒在他的身旁，虽然他过了一两小时才死，第三个人拔腿就跑。
我一听见枪响，马上带着我的全军前进。我的军队现在一共有八个人，那就是：我，总司令；星期五，我的副司令；另外是船长和他的两个部下，以及我们信任得过的、发给枪械的三个俘虏。
我们是在漆黑的夜色里向他们进攻，所以他们也看不清我们究竟有多少人。我叫那个被他们留在小船上的人（他现在是我们的人了），喊着他们的名字，看看能不能促使他们同我开始谈判，强迫他们投降。这件事情的结果，恰恰如我们的心愿，因为，不难理解，他们处在当前的情况之下，是很情愿投降的。于是他尽量提高嗓门儿，喊出他们中间一个人的名字：“汤姆·史密斯！汤姆·史密斯！”汤姆·史密斯仿佛听出是他的声音，立即回答：“是老罗吗？”他回答：“是啊，是啊。看在上帝的分上，汤姆·史密斯，马上放下枪械投降吧，不然的话，你马上就没有命了。”
史密斯说：“我们向谁投降？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在这里，”他说，“我们的船长就在这儿，带着五十个人，搜寻你们已经搜寻了两小时了。水手长已经打死了，维尔·佛莱已经受了伤，我也被俘虏了，如果你们不投降，你们就完蛋了。”
“如果我们投降，”史密斯说，“他们肯饶我们不死吗？”“如果你们肯投降，我就去问问。”老罗说。于是他就问船长，这时船长亲自出来喊话：“喂，史密斯，你听得出这是我的声音，如果你们马上放下武器投降，我就饶你们不死，只有威尔·阿金斯不在此列。”
于是阿金斯大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船长，饶了我吧！我做了什么事呢？他们都和我一样的坏。”老实说，这句话并不是实情，因为，看情形，在他们最初叛变的时候，这个威尔·阿金斯首先把船长捉起来，很野蛮地对待他，把他的两手绑起来，又用恶毒的话骂他。可是，船长告诉他，他必须自动放下武器，听候总督处理；所谓总督，指的就是我，因为他们都管我叫总督。
总之，他们都放下了武器，请求饶命。于是我派那个同他谈判过的人，还有两个其他的人，把他们通通绑了起来。然后，我那五十个人的大军队——其实连那三个人一共才有八个人——便过去把他们和他们的小船一齐扣起来，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由于身份的关系，躲了起来。
我们第二步工作是修理小船，想法子把大船夺回来。至于船长，现在有工夫同他们谈判了，便向他们讲了一番大道理，指出他们对待他的态度是如何卑劣，他们的居心是如何邪恶，指出他们所做的事情，最后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不幸和灾难，甚至会把他们送上绞架。
他们一个个表示悔罪，苦苦地哀求饶命。关于这一层，船长告诉他们，他们并不是他的俘虏，而是岛上主管长官的俘虏。他说，他们满以为把他送上了一个无人的荒岛，可是上帝却指示他们把他送上一个有居民的岛，而且岛上的总督还是一个英国人。他说如果总督高兴，他完全可以把他们通通吊死在岛上；可是，他现在既然饶恕了他们，大概要把他们送英国，秉公治罪，只有阿金斯一个，他已经奉到总督的命令，通知他准备受死，因为明天一清早就要吊死他。
这些话虽然都是他自撰出来的，然而却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阿金斯登时跪在地下，哀求船长向总督求情，饶他不死，其余的人也一齐向他哀求，要求他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把他们送回英国。
这时我忽然想到，我们得救的时候已经到了，现在要叫这些人全心全意去占领那只大船，并非难事。于是我便在夜色中离开他们，免得他们看见我是怎样一个总督，然后把船长叫过来。当我叫他的时候，因为距离较远，就派了一个人去传话，对船长说：“船长，司令叫你。”船长登时回答说：“回去告诉大人，我就来。”这样一来，就使他们更加吃惊了，他们都相信那位长官和他的五十名部下就在附近一带。船长来了以后，我就把夺船的计划告诉他，他认为非常好，决定在第二天早晨实行。
但是，为了把计划执行得更巧妙，更有成功的把握，我对他说，我们必须把俘虏分开来，由他亲自把阿金斯和其余两个最坏的家伙捆着送到我们拘留另外几个人的那个石洞里去。我们把这件事交给了星期五和那两个跟船长一起上岸的人去办。
他们把俘虏们押解到石洞里去，活像把他们押解到一个监牢去，而事实上，那地方也够凄凉的，尤其对于他们这种处境的人。
其余的人，我命令送到我那别墅里去。关于这别墅，我前面已经做过详尽的叙述。那边本来就有围墙，他们又是绑着的，所以那地方是相当靠得住的，再说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前途决定于自己的表现，更不敢轻举妄动。
到了早晨，我便派船长去同他们进行谈判；总之，是叫他去探探他们的口气，然后告诉我，派他们上船去袭击那只大船，是否靠得住。他跟他们谈到他们对他的伤害和他们当前的处境，并且说，虽然目前总督已经饶了他们的性命，可是，如果把他们送回英国，他们还是会给当局用铁链吊死。可是，如果他们肯参加这个正当的举动，把大船夺回来，他一定要征得总督的同意，赦免他们。
任何人都不难猜想，处在他们这种情况的人，对于这个建议，当然乐于接受。他们都在船长面前跪下来，苦苦哀求，答应对他誓死效忠，并且说他们将永远感激他的救命之恩，甘愿跟着他走遍天涯，并且说他们毕生都要把他当父亲一样看待。
“好吧，”船长说，“我现在得回去把你们的话告诉总督，尽我的力量劝他同意。”于是他回来把他们的思想情况原原本本告诉我，并且说，他完全相信他们是会效忠的。
话虽如此，为了把事情办得更稳当，我叫他再回去一趟，从他们七个人中间选出五个人来，告诉他们，他现在并不缺少人手，不过他现在要选这五个人做他们的助手，至于其余的两个，总督要把他们以及那三个已经押送到城堡（我的石洞）里去的俘虏留下来，作为人质，保证其余五个人的忠诚——如果他们在执行任务的过程里有不忠诚的表现，这五个人质就要在岸上活活地被铁链吊死。
这个办法看起来相当严厉，使他们相信总督办事很认真；可是，他们除了接受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结果，那几个俘虏反而和船长一样认真地劝告其余的五个人尽他们的责任。
我们出征的兵力是这样安排的：一、船长，大副，搭客。二、第一批水手中的两个俘虏，我从船长口里了解了他们的品行，现已恢复他们的自由，并且发给他们武器。三、另外两个水手，这两个人直到现在为止都被捆起来关在我的茅舍里，现在经船长建议，也把他们释放了。四、那五个最后被释放的人。因此，除了我们关在石洞的五个俘虏和两个还没有关起来的人质以外，一共有十二个人。
我问船长是不是愿意冒险带着这些人到大船上去。至于我和星期五，我认为不宜出动，因为后方还留下了七个人，我们又要把他们隔离开，又要供应他们一些日用必需品，事情也就够多了。
至于那五个关在洞里的，我决计把他们关得牢牢的，叫星期五每天到他们那里去两次，把生活必需品送给他们。送的办法是先叫其余的两个人把给养送到一定的地点，然后再由星期五送给他们。
当我在那两个人质面前露面时，我是同船长一块儿去的，他告诉他们，我是总督派来监视他们的，总督的命令是，不得到我的指示，不得到处乱跑；如果乱跑，他们就要被抓到堡里去，用铁链子锁起来。这样，为了不让他们把我看作总督，我现在以另外一个人的面目出现，不断地向他们谈到总督、士兵、城堡等。
船长现在除了安排他的两只小船，把其中一只的窟窿补好，再把人手派上去，没有别的困难了。他派他的搭客做了一只小船的船长，带着四个人；然后，他自己、他的大副，带着其余的五个人，上了另一只小船。他们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到了半夜里，已经开到大船旁边。当他们开到能够向大船喊话的距离时，船长就命令老罗同他们打招呼，告诉他们，人和船都已经带回来了，可是他们花了好长的时间才把他们找回来，一面用这些话敷衍着他们，一面靠拢大船。靠拢大船以后，船长和大副首先带枪上了船，在他们手下的人们的忠诚的协助之下，一下子就用他们的短枪把子把二副和木匠打倒了。紧跟着他们又把前后甲板上的其余的人一律制伏了，并且把舱口关上，把舱底下的人关在下面。这时第二只小船上的人也从船头的铁链上爬上来，把船的前部和那通往厨房的小舱口占领了，把他们在厨房里得到的三个人俘虏起来。
等他们干完了这一手，并且把甲板上的一切都肃清以后，船长便命令大副带三个人进攻船长室，去捉睡在船长室里的叛徒新船长。这时那新船长已经听见了警报，从床上爬起来，并且已经带着两个船员和一个小听差，把枪拿在手里了。当大副用一根铁杖把门劈开的时候，那新船长和他手下人就奋勇地向他们开枪。一颗短枪子弹把大副打伤了，把他的胳膊打断了，另外又打伤了两个人，但没有打死人。
大副虽然受了伤，还是一面呼救，一面冲进船长室，用手枪朝新船长的头上开了一枪，子弹从他的嘴里进去，从一只耳朵后面出来，于是他再也不说话了。其余的人看到这种情形，也都投降了，于是，大船就这样稳稳当当地夺了下来，也没有再死一个人。
把大船占领以后，船长马上下令连放了七枪，这是他和我约定的信号，通知我事情成功了。我听到这个信号，当然很高兴，因为我一直都在岸上候着这个信号，差不多候到半夜两点钟。
我听清了信号，便倒下来睡了；我整整劳碌了一天，睡得正香，忽然听见一声枪响。我一头爬起来，就听见有人喊我：“总督！总督！”我听出是船长的声音。我爬上一座小山顶，果然看见他站在那里，指了指那条大船，把我搂在怀里。“我亲爱的朋友，我的救命恩人。”他说，“这是你的船，因为它的全部都是你的，连我们这些人带船上的一切都是你的。”我用眼向那条大船望去，只见它泊在那里，离岸不过半英里，原来他们占领了它以后，看见天气很晴明，便起了锚，把它一直开到小河口上。这时潮水刚好涨起来，船长就把他的长艇开到当初我的木排拢岸的地方。在我的家门口上了岸。
起初，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几乎使我晕倒在地，因为我亲眼看见我脱险的事情已经十拿九稳，百事顺利，而且还有一条大船准备把我载到我愿意去的地方。有好半天，我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如果不是他用手把我紧紧地抱住，我早已倒在地上。
他看见我那么激动，马上从袋子里取出一个瓶子来，把他特别为我带来的提神酒给我喝了几口。喝完之后，我就坐在地上，虽然这几口酒使我恢复了知觉，可是又过了好半天我才说得出话。
这时候，船长也和我一样欢喜若狂，只是不像我那么震动罢了——于是他对我说了无数亲切温存的话，让我安定下来，清醒过来；可是我胸中是这样一阵阵地又惊又喜，竟使得我精神完全错乱了。最后，我才算哭了出来，又过了一会儿，我才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于是我又走过去拥抱他，把他当作救命的恩人，两个人在一块儿欢喜不尽。我告诉他，在我看来，他是上天特意派来救我出险的人，又说这件事的经过简直是一连串的奇迹；这一类的事情证明有一种天意在冥冥中支配着世界，证明上帝的无所不见的眼力能够透视到天涯海角，任何时候都可以救助不幸的人。
我也没有忘记衷心感谢上天。在这样一片荒野无人的地方，在这样一种孤苦伶仃的处境中，我能免于冻馁之虞，固然是出于他的奇迹，就是我每一次脱险，也不能不说是出于他的赐予——对于这样的老天爷，谁又能不衷心向他祝谢呢？
船长跟我谈了一会儿，便告诉我说，他给我带来了一点儿吃食，现在船上能够拿得出来的，只有这一点儿，而且，还是那些畜生把他制伏以后，掠劫剩下的。说着，他提高嗓门儿向那小船叫了一声，吩咐他手下的人把送给总督的东西搬上岸来。这份礼物实在太丰富了，乍看起来，就像不准备把我载走，而要把我留下来，继续在岛上住下去。
首先，他给我带来了一箱上好的提神酒，六大瓶马德拉酒（每瓶有两夸特），两磅上好的烟叶，十二块船上吃的上等牛肉，六块猪肉，一袋豆子和大约一百磅饼干。
他又给我带来了一箱糖，一盒面粉，一满袋子柠檬，两箱香椽汁和许多别的东西。除了这些以外，对我更千百万倍有用的是，他又给我带来了六件新衬衫，六条很好的领巾，两副手套，一双鞋，一顶帽子，一双长袜，还有一套他没有怎么穿过的衣服。总之，他把我从头到脚都穿戴起来了。不难想象，对于一个处于我这种环境的人，这当然是一份慷慨而可心的礼物。可是，当我最初把这些衣服穿在身上时，我觉得全世界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不舒服、更别扭、更不自然的了。
我们等这些仪式过去以后，等所有这些好东西都搬进了我的住所，便开始商议怎样处理我们的俘虏，因为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我们是否可以冒险把他们带走，特别是他们中间的两个人，我们认为是极端无可救药、顽固不化的。船长说，他深知他们都是坏蛋，没法对他们宽大，即使把他们带走，也必须把他们像犯人似的锁起来，一旦他的船开到任何一个英国殖民地，就把他们送交法办。我感到船长本人对这件事也非常焦心。
于是，我对他说，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负责说服那两个人自动请求留在这岛上。船长说：“那是我从心里求之不得的。”
“好吧，”我说，“我现在就把他们叫来，替你跟他们谈谈。”于是我吩咐星期五和那两个人质（他们现在已经被释放了，因为他们的伙伴已经实践了约言）到洞里去，把那五个人照旧捆着两手，带到我的茅舍里去，把他们关在那里，等我来。
过了一会儿，我就穿着我的新衣服到那边去了。现在，我又以总督的身份出现了。我和船长到了那边，跟我们的人碰了头，我就叫人把他们带到我面前来，对他们说，关于他们对待船长的罪恶行为，我已经获得了详细的报告，我已经知道他们怎样把船夺走，并且还准备去干别的强盗勾当，但上帝却使他们自投罗网，跌进了他们替别人掘的陷阱。
我让他们知道，在我的指挥下，大船已经夺了回来，现在正停泊在海口里，他们等一会儿就可以看见他们的新船长已经受到了他的作恶的报应，被吊在桅杆顶上示众。
至于他们，我倒想听听他们能够说出个什么理由不叫我把他们当作海盗现行犯来处死，至于我有权力处死他们，这一层他们大概是没法怀疑的吧。
这时他们当中有一个人代表大家回答，说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他们被捕的时候，船长曾经答应饶他们的性命，他们现在只有低头恳求我的宽宥。可是我告诉他们，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宽宥他们。因为就我来说，我已经决定带着我所有的人离开本岛，跟船长一起搭船回英国去；至于船长，除了把他们当作囚犯锁起来，以谋叛和偷船的罪名送交当局审判，他是不愿意把他们带回英国的；而这样做的结果，他们应该知道，必定是上绞架。所以，我实在替他们想不出更好的办法，除非他们决心留在岛上，碰碰运气。如果他们同意这个办法，我倒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我反正要离开本岛了，只要他们肯留在岛上自谋生活，我倒愿意饶他们的性命。
他们对于这个办法表示感激，说他们宁可冒险留在这里，也不愿意被带回英国吊死。于是我就照他们的意见这样决定了。
尽管这样，船长对于这个办法，看样子还不大同意，仿佛不敢把他们留在这里。于是，我对船长做出生气的样子，告诉他，他们是我的俘虏，不是他的俘虏，我既然对他们许下人情，我说的话就应该算数，如果他不同意，我就把他们照原来的样子放掉，他若不满意，不妨再去把他们抓回来，只要他抓得住。
他们看到这种情形，表示非常感激，于是我恢复了他们的自由，吩咐他们退到原来的树林里去，并且对他们说，我可以给他们留一些枪械和军火，并且指导他们怎样过活，只要他们愿意接受。
于是我从事上船的准备，不过我告诉船长，我还要耽搁一晚上，把事情准备妥当，叫他先回到大船上，把一切安排好，第二天放小船到岸上来接我。同时命令他把那已经打死的新船长吊在桅杆顶上，好叫这些人看看。
船长走了以后，我派人把那几个人带到我的房里，向他们郑重其事地分析他们所处的环境。我告诉他们，我觉得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船长把他们带走，他们必然被吊死。我把那吊在大船桅杆顶上的新船长指给他们看，并且告诉他们，他们没有别的指望，只有这种下场。
当他们一致表示愿意留在岛上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要把我在这里过活的情形告诉他们，教导他们怎样把生活过好。于是我便把这地方的历史，以及我来到岛上的历史全部说给他们听了，我把我的堡垒告诉他们，我做面包、种粮食、晒葡萄干的办法，又都表演给他们看了。总之，凡是可以使他们生活过得舒服的必要知识，我通通传授了他们。我又把那不久要来到岛上的十六位西班牙人的事情也告诉了他们，我给那些西班牙人留下了一封信，并叫他们答应对西班牙人一视同仁。
我把我的枪械都留给他们，其中有五支短枪，三支鸟枪，三把刀。我还给他们留下一桶半火药，因为除了头一两年外，我用得很少，并且一点儿都没有浪费。我又把我管理山羊的办法，以及挤羊奶、使羊肥壮、做奶油和酪干的方法告诉他们。
总之，我把我的个人的历史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们，又说我一定要劝船长再给他们留下两桶火药和一些我所求之不得的菜种。我又把船长给我送来的一口袋豆子送给他们，叮咛他们一定要拿来下种，把它们繁殖起来。这些事办完之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他们上船去了。我们本来准备即刻开船，可是当晚却不曾起锚，第二天一大早，那五个人里面，忽然有两个泅水到船上来，哀哀地诉说另外三个人怎样歧视他们，请求我们看在上帝分上收留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准会给那三个人害死，他们请求船长收留他们，就是马上把他们吊死，也甘心情愿。
船长看到这种情形，就假装不得我的同意他做不了主。后来，经过种种刁难，经过他们答应痛改前非，他们才被收容上船。上船不久，每人结结实实挨了一顿鞭子，打完了还要用盐水浇在伤痕上。从那以后，他们果然成了安分守己的家伙。
事后不久，潮水涨上来了，我就命令小船开到岸上去，把我答应那三个人的东西给送去；同时我又向船长说情，把他们的箱子和衣服一起运去；他们收到以后，都非常感谢。我又对他们鼓励了一番，对他们说，如果将来我有机会会派船来接他们，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
我离开海岛的时候，把我做的那顶羊皮帽、羊皮伞和我的鹦鹉都带到船上，作为纪念，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把我前面讲过的那笔钱带走，这笔钱因为放在身边多年不用，都已生了锈，若不经过一番摩擦和使用，谁也认不出是银币。就是我在那条失事的西班牙船上找到的钱，情形也是一样。
这样，我就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那天（根据船上的日历），离开了这个海岛，一共在岛上住了二十八年两个月零十九天。我从这第二次遭难中逃出的那天，恰好和我上回从塞拉的摩尔人手里逃出来的那天，是同月同日。
我坐着这条船在海上航行了许多天，终于在一六八七年七月十一日抵达英国，离开本国已经三十五年了。
我回到英国，人人都把我当作异乡人看待，仿佛我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似的。只有那位替我保管钱财的恩人和忠实的管家，这时还活着，不过她的遭遇非常不幸——她再嫁以后，又做了寡妇，光景十分困难。我叫她不要把欠我钱的事情放在心上，并且告诉她，我一定不会找她的麻烦。相反地，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关心和忠实，我又尽我小小的财力给了她一点儿接济，不过这时我的财力有限，不能对她有多少帮助。可是我向她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以前待我的好处。事实上，当我后来有力量帮助她时，我也没有忘掉她，这是后话。
后来，我到约克城去了。但我的父亲早已故去，我母亲和全家也都不在了，我只找到我的两个妹妹和两个侄儿。因为我出门日久，大家都以为我已经死了，所以家里也没有给我留财产。因此，一句话，我完全找不到一点儿接济和资助，而我身上的一点儿钱，帮助我成家立业，又无济于事。
万没料到，正在这时候，却有人对我感恩图报。原来那位船长经我侥幸把他救出来，同时又侥幸救了他的船和货，早已把我怎样救人、怎样救了船的情形原原本本告诉了那些船主，因此那些船主就邀我去，和他们以及几个有关的商人会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又送了我两百英镑作为酬谢。
但是我详细考虑了一下我的生活环境，考虑到这一点儿钱实在很难使我安身立命，就决定到里斯本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的情形和我那合股人的情形，我猜想我那合股人一定以为我死了多年了。
抱着这个希望，我搭上了开往里斯本的船，于四月间抵达该城。当我这样东奔西跑的时候，星期五一直很忠实地跟着我，无时无刻不是我的最忠心的仆人。
到了里斯本，使我万分高兴的是，经过各方面的打听，我居然把我的老朋友，也就是最初把我从非洲海面上救起来的那位船长找到了。他现在已经上了年纪，已经脱离了航海工作，叫他的儿子当了船长，他的儿子也已经将近中年，仍旧做巴西生意。那老人家已经认不得我了，老实说我也差不多认不得他了；但我不久就记起他的面貌，同时，当我告诉他我是谁以后，他也记起了我的面貌。
我们老友重逢，很热情地交谈了一阵，接着我就向他问起我那种植园和我那合股人。老人告诉我，他已经九年没到巴西去了，但是他可以向我保证，当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的合股人还在人世，不过我委托同他一起照管我的产权的两位代理人已经故去了。不过，他相信，关于我那种植园的收拨，我还是不难收到一份详细的账目。因为，当人们以为我已经出了事，淹死了的时候，我的几位产权代理人就把我在种植园股份内应得的收入，报告给收税官，收税官已经把它预先做了处理，假如我不回来申请发还，就要把三分之一划归国王，三分之二拨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作为救济贫民以及向印第安人传教之用。若是我回来，或是有人申请承继我的遗产，我的财产就可以发还原主，不过已经分配给慈善事业的历年收入，是不能发还的。但是他向我保证，政府征收田税的官员和修道院的司事一直在监督着我的合股人，叫他交出一份每年收入的可靠账目，并且把我应得的部分上缴。
我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究竟发展到什么情况；又问他，照他看来，我值不值得去料理一下；又问他，如果我到了那边，要把我应得的部分收回来，有什么阻碍没有。
他告诉我种植园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他也不大清楚，可是他知道，我那合股人仅仅享有一半财产权，已经成了巨富！又说，据他仔细想起来，仅仅政府收到的我所应得的三分之一（仿佛是拨给了另外一个修道院，或宗教机构去了），每年就在二百葡金以上。说到这笔财产的顺利收回，那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的合股人现在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而且我的名字早已登入了国家的登记册。他又告诉我，我那两位代理人的后人，都是很公正实诚的人，而且都很富有！他相信我不仅可以获得他们的帮助，领到我的财产，而且还可以从他们手里拿到一大笔属于我的现款，那是我的田产在他们父亲保管期间，也就是把它交出去以前的收入，而把它交出去，据他记得，是十二年以前的事情。
我听了这番话，未免有些烦恼不安。我问那老船长，我既然立了遗嘱，指定他做我的总继承人，那两位代理人怎么会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他告诉我，他确实是我的继承人；但是，关于我的死亡，既然没有证实，在获得我的死亡的确实消息以前，他就不能作为我的遗嘱的执行人；而且，还有一层，这远隔重洋的事，他也不愿意参与。又说，他已经把我的遗嘱向法院登记过，而且提出了他的产权要求，如果他能提出我生死存亡的证明，他早已根据财产委托权，把我的糖厂加以接管，并且派他目前在巴西的儿子去接管了。
“可是，”老人家说，“我还有一个消息告诉你，这个消息，可能在你听起来没有其他的消息那样容易接受，那就是，当时我们相信你已经死了，别的人也这样相信的时候，你的合股人和代理人曾经把你的头六七年的利息交给我，我都收下了。不过那时候种植园正需要扩充设备，建立糖厂，又要买奴隶，所以数目没有后来那么大。不过，我一定要把我一共收了多少，以及我怎么处理它，开一份可靠的账目给你。”
我和这位老朋友又连续商谈了几天，他就把我的种植园最初六年的收入开了一笔细账给我，上面有我的合股人和两位代理人的签字，交出来的都是现货，例如成卷的烟叶、成箱的糖，还有糖厂其他副产品，像甘蔗、酒、糖浆等。从这笔账上，我看出我的收入每年有显著的增加，不过，正如上面所说，由于头几年开支较大，数目是很小的。尽管这样，老人家老老实实告诉我，他还欠我四百七十葡萄牙金币，另外还有六十箱糖、十五大卷烟叶；后者都在他的船上损失掉了，因为我离开巴西十一年以后，他有一次回里斯本，船只出了事。
这个善良的人开始向我诉说他的不幸遭遇，说他万不得已，才拿我的钱去弥补损失，在一条新船上搭了一点儿股份。“不过，我的老朋友，”他说，“你要用钱的时候，钱是有的，等我儿子回来，我就可以把你的钱还给你。”
说完了，他拿出了一只陈旧的钱袋，给了我一百六十葡萄牙金币，又把他在他儿子开到巴西的那条船上的个人股权（他在那船上有四分之一的股份，他的儿子也有四分之一的股份）开了一张出让证，一齐交给我，作为其余的欠款的担保。
我对这可怜的人的正直和好心大为感动，简直没法再听下去了。我想起他过去对我的好处，想起他怎样把我从海上救起来，什么时候对待我都是那么慷慨，特别是他现在多么真诚友善，我听了他的话，忍不住哭了起来。于是我首先问他，以他目前的情况，能不能拿出这么多的钱，拿出来会不会使他手头拮据。他告诉我，拮据当然会拮据一点儿，可是，这毕竟是我的钱，而且我也许比他更加需要。
这个善良的人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富于真挚的友爱，他一边说，我一边止不住流泪。简单地说，我只拿了他一百葡萄牙金币，并且叫他拿出笔和墨水，写了一张收据给他，然后把其余的钱都退还给他，并且告诉他，只要我能够收回我的种植园，我还要把我这一百元还给他——这一步我后来果然做到了，至于他在他儿子船上的股权的出让证，我是无论如何不收的。如果我需要钱的时候，我知道他是一个诚实人，一定会给我；如果我不需要钱，能够收回他认为我有理由指望的产业，我永远不会再向他要一文钱。
事后，老人家又问我，是不是要他替我想个办法，把我的种植园收回来。我告诉他，我想亲自走一趟。他说，如果我情愿去，那倒不妨走一趟，但如果我不想去，也有不少其他的办法保证我的产权，并且把利息马上拨给我使用。目前里斯本的河里，正有一批船正要开往巴西，他劝我把我的名字送到官方登记处去登记，再加上他的笔供，宣誓证明我还在人世，并且声明我就是当初领取土地、建立种植园的本人。
我把这个笔供请官方公证人加以证明，并请他替我起草了一个委托书，然后他又叫我把这两个文件连同他的一封亲笔信一起寄给他所认识的一位巴西商人，然后建议我住在他家里，等候回音。
这次委托手续真是办得再公正没有了，不到七个月的工夫，我便从我的两位代理人（我是为了他们才航海的）的后人那里收到一个很大的包裹，里面包着下述的信件和文件。
第一，是我的土地或种植园的收入的流水账，从他们父亲和我这位葡萄牙老船长结算的那一年算起，一共是六年，应该找给我一千一百一十四葡萄牙金币。
第二，是在政府接管以前，由他们当作一个失踪的人（法律上叫作“民事死亡”）的产业来保管的四年里面的账目，这笔尾数，由于种植园的价值逐年提高，一共值三千二百四十一葡萄牙金币。
第三，是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的账单：他已经收到十四年的利息，但除了医院方面用去的钱以外，他很诚实地宣称，没有分配掉的还有八百七十二葡萄牙金币，他承认记在我的账上。至于国王收去的部分，那是不能再发还的。
另外是我的合股人给我的一封信，他亲切地祝贺我活在人世，向我报告我们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一年有多少出产，并且详细地谈到我们的产业一共有多少英亩，怎样种植，有多少奴隶，并且画了二十二个十字架，为我祝福，告诉我他曾经念了许多遍祈祷文，为我活在人间感谢圣母。他很热情地邀我到巴西去收回我的产业，同时要我指示他，如果我不亲自前去，应该把我的财产交给什么人。在信的末尾，他又代表他本人和他的全家向我表示他们的深厚友情，又送给我七张精致的豹皮作为礼物，这些豹皮看来是他派到非洲去的另外的船只给他带来的，而他们的航行，看起来比我是成功得多了。他又送了我五箱上好的蜜饯和一百枚比葡萄牙金元略小的、没有铸过的金元。
在同一批商船上，我的代理人的后人又给我运来了一千二百箱糖，八百箱烟叶和我账上所存的全部金子。
我现在可以说是晚景胜于当年了。当我看到这些信件的时候，特别是当我看到我身旁的全部财富的时候，我心里的激动简直难以形容。那些巴西的船只，向来是成群结队而来的，因此，给我把信带来的同一批船只，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全部货物，我的信还没有送到我的手里，我的财产早已平平安安地停在里斯本河里了。总之，我得到这个消息，登时面如死灰，心里非常难受，若不是老人家连忙跑去给我拿了点儿提神酒来，我相信这场突如其来的惊喜一定会使我精神失常，当场死去。
不但如此，就是我喝了提神酒以后，我还是继续难受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请来一位医生，问明了我生病的真实原因，给我放了血，才轻松了一些，慢慢好起来。我完全相信，如果我的激动之气不是用这种法子发泄出来，我早就死了。
我现在已经突然之间成了五千英镑现款的主人翁，同时在巴西还有一份产业，每年可以收入一千英镑以上，就像英国的田产一样可靠。总之一句话，我现在的处境，弄得我自己都莫名其妙，简直不知道怎样安下心去享受它。
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那最初的恩人，那位好心的老船长。当初我在难中，他曾经以仁爱之心待我，并且自始至终对我友善，对我诚实。我把所有收到的东西都给他看了，我告诉他，除了主宰一切事物的老天爷外，我能够有今天，全是靠了他的帮助，现在我既然已经有力量来报答他，我愿意百倍地报答他。于是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葡萄牙金币退还给他，然后又请了一位公证人来，叫他起草了一份字据，把老船长承认欠我的四百七十葡萄牙金币，以最彻底、最可靠的方式全部取消或赦免。这项手续办完以后，我又请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托老船长做我那种植园的年息的管理人，指定我那位合股人向他汇报账目，并且把我应得的利润，交给原有的船队带给他；同时又在委托书后面加了一条，老船长在世之日，每年从我的财产中送给他一百葡萄牙金币，在他死后，每年送给他儿子五十葡萄牙金币。这样，我总算报答了这位老人。
现在我必须考虑我今后的动向，考虑怎样处置上天赐给我的这份产业了。老实说，比起我在岛上过那种孤寂生活的时候，我现在需要更多的慎重。在岛上，我除了我所有的，什么都不需要，除了我所需要的，什么都没有；可是现在，我却肩负着一副很重的担子，必须把它妥善安排。我现在没有山洞可以藏我的钱，也没有这样一个地方，把钱放在那里，锁都不用锁，就是长了霉，生了锈，也没有人动它。相反地，我现在真不知道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交给谁才好，只有我的老东家船长是个诚实正直的人，是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其次，我在巴西的利益似乎需要我走一趟，可是，我若不把我的事情料理清楚，把我的财产交付到可靠的人手里，我又怎么能去呢？最初，我想到我那位老朋友，那位寡妇，我知道她是很诚实可靠的，一定会很正直地对待我；可是她现在已经上了年纪，又很穷，而且据我所知，负着债。因此，一句话，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带着我的财产，亲自回到英国去。
话虽如此，我还是过了好几个月，才把这件事决定下来。我现在已然充分报答了我从前的恩人——老船长，并且使他心满意足，于是我又开始想到那位可怜的寡妇，她的丈夫是我第一个恩人，而她本人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又是我的忠实的管家和指导者。因此，我第一步便是请一位里斯本的商人写信给他在伦敦的关系人，除了请他替我兑一笔款子以外，还要请他亲自把她找到，替我带一百英镑现款给她，并且还要同她面谈一下，在穷困中安慰她，并且告诉她，只要我活在世上，以后还要接济她。同时，我又给我那两个在乡下的妹妹每人寄了二百英镑去，她们虽然不算贫困，光景也不大好。一个是嫁下人，做了寡妇；一个虽然有丈夫，可是对她不大好。可是，在我所有的亲戚朋友当中，我还找不出一个人来，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我的巨量资金托付给他，可以让我放心到巴西去，毫无后顾之忧。这件事，真叫我想不出办法。我一度想到巴西去，在那里落户，因为我从前曾经入过巴西籍，可是我心里对于宗教问题有一点儿顾虑，因此就把这个计划压了下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久还要谈到，不过，在目前，我不到那里去，却不是完全为了宗教上的缘故。因为我当年在巴西的时候，既然已经毫无顾虑地加入他们的宗教，现在当然更无顾虑了！不过最近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得比较多一点儿，每当我想到将来要老死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不由得有点儿后悔自己做了旧教徒，觉得我不应该以旧教徒的身份死去。但是，我前面已经说过，这还不是我不到巴西去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不知道把我的财产交给什么人才好。因此，我终于决定带着我的财产回到英国去，照我的推断，只要我到了那边，我一定可以结交到一些朋友，或是找到某些忠实于我的亲戚。于是我就准备带着我的全部财富到英国去。
为了回家以前把事情料理清楚，又因为开往巴西的船队马上要开船了，我决定先写几封很得体的回信，答复巴西方面给我寄来的公正而忠实的报告。首先是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写了一封信，感谢他们那种公正无私的办事态度，并把那没有处理的八百七十二葡萄牙金币，全部捐了出去，其中的五百金币捐入修道院，另外三百七十二金币随院长的意思捐给贫民，并且请他为我祈祷。
其次我又给我的两位代理人的后人写了一封感谢信，赞扬他们把事情办得这样公平正直，诚实无欺。我本想送给他们一些礼物，可是又想到他们什么都不需要。
最后我又给我的合股人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在发展我们那座种植园的工作上所付出的巨大勤劳，以及他在扩大我们那座工厂的资金上所表现的廉洁精神，请他以后按照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力管理我名下的财产，凡是我应得的利息，都寄给老船长，以后办法如有改变，我再详细通知他。同时我又告诉他，我不仅打算去看他，而且想在那里终此一生。这封信以外，我又送了一份重礼给他的太太和两个女儿（因为船长的儿子告诉我他已经有了家室），除了一些意大利丝绸以外，还有两匹英国细呢（这是里斯本市场上所能买到的最好的），五匹黑色粗呢，以及一些很值钱的佛兰德花边。
我把事情料理清楚，把货卖出去，又把我的动产换成可靠的汇票之后，下一步的难题是走哪一条路回英国去。我走海路本来是走熟了的，可是这时我心里却对走海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反感，不愿意从海路到英国去；虽然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可是这种阻力在我心里却不断加强，有一次，甚至把行李都搬上船去了，临时又变了主意，而且一连两三次，都是这样。
不错，我这一辈子在海上碰到的倒霉事实在太多了，这可能是一部分的理由，但是，在这种事情上，一个人也不能完全忽视自己内心的冲动。有两条船本来是我决定要搭的，我的意思是说，是我特别挑选的，其中有一条，我把行李都搬上去了，另外一条，我和船长都讲定了，可是结果两条船都没有上。后来这两条船果然出了事：一条被阿尔及利亚人掳去了，另外一条在托贝湾附近的斯塔特地角沉了，全船的人都淹死了，只活下来三个人。反正不管我上了哪条船，都得倒霉，至于说搭哪条船更倒霉，那就难说了。
我这时心里真是烦透了，便把这些情形，告诉了我的老船长。他很坚决劝我不要走海路，最好是走旱路到拉科鲁尼亚渡过比斯开湾，到拉罗舍尔，再从拉罗舍尔走旱路，又舒服又安全地走到巴黎，然后再从巴黎到加来和多佛，再不然先到马德里，然后走旱路穿过法国。
简而言之，我对于走海路已经有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只有从加来到多佛这一段海路我不反对。因此，我决定全部走旱路，反正我现在没有急事，又不在乎花钱，这样走法，实在愉快得多了。为了使我的旅行更加愉快，我的老船长又给我找了一位英国绅士，是里斯本一位商人的儿子，他很愿意和我一块儿旅行。后来我们又碰到两位英国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不过后者只打算到巴黎去。因此我们现在一共有六个旅伴和五个仆人，那两位商人和两位葡萄牙绅士为了节省开支，两人合用一个听差；至于我，除了我的星期五，又找了一个英国水手作为路上的听差，因为星期五是异乡人，不能在路上担任听差的职务。
这样，我们就从里斯本出发，我们大家都骑着好马，带着枪械，差不多组成了一支小小的部队。大家都很尊敬我，称我为队长，一来因为我年纪最大，二来我有两个听差，再说我又是这次旅行的发起人。
我在前面既然没有拿我的航海日记来麻烦读者，现在也就不用拿我的陆行日记来麻烦你们了。但是，在这趟令人疲劳而非常艰苦的旅行里，我们偶然碰到几件险事，我却不能丢开不谈。
我们到了马德里以后，因为大家没有到过西班牙，都愿意在那里耽搁一段时间参观一下西班牙皇宫，看看有什么值得参观的没有。但这时已经到了夏末秋初，我们不得不快点儿离开，因此，在十月中旬，我们就从马德里出发了。可是，当我们到了纳瓦拉的边境的时候，我们在沿路几个小城里忽然听见人们议论纷纷，说是法国境内的山上，已经下了很大的雪，有几个冒着大险试图越过山区的旅客，都被迫返回潘普洛纳。
我们到了潘普洛纳，才知道情形果然不错。这么多年以来，我一向过惯了热带的气候，住惯了连衣服都穿不住的地带，现在忽然碰上这种严寒，简直有点儿受不了。尤其是，我们离开旧卡斯蒂利亚不过是十天以前的事情，那边的天气，不但很暖和，甚至很热，现在忽然从比利牛斯山上吹来一股寒风，冷得叫人受不了，把我们的手指头和脚趾都冻木了，险些给冻掉，这不仅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变化，也是一件叫人痛苦的事情。可怜的星期五一辈子没有见过雪、受过冻，现在忽然看见满山大雪，碰到这么寒冷的天气，简直把他吓坏了。
更糟的是，我们到了潘普洛纳以后，雪还是那么猛烈地、不停地下着，人们都说，今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早很多，路本来已经很难走，现在简直是无法通行了，因为有些地方雪积得太厚，寸步难行，而且这一带的雪又不像北方那样，冻得结结实实的，假如再往前走，到处都有被活埋的危险。我们在潘普洛纳耽搁了不下二十天，眼看冬季已经到来，天气已经没有好转的可能了（因为这一次是全欧洲多年以来最寒冷的冬天）。于是我提议，我们不妨先到富恩特拉比亚，再从那里坐船到波尔多，那段海路没有多远。
我们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忽然来了四位法国绅士，他们曾经在法国境内的山路上被雪所阻，正像我们在西班牙境内的山路被雪所阻一样，后来他们找到了一个带路人，带着他们绕过朗格多克附近的山区，沿路不曾碰到什么大雪的阻碍，就是在雪最多的地方，据他们说，也冻得相当硬。人和马踩上去，也不至于陷到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