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九年之季，此崇祯也陷入了深思，如同皇太极在深思一样。
皇太极思考的是后金的出路，皇太极已经改女真族为满族，想由部落国进入世俗国，可能还在想着改国号。
此崇祯深思的也是天下大事。
皇帝的权力好用，皇帝的责任却不好当。
应该怎样才能治理好天下，应该怎样才能当好皇帝？
到底是要当好大臣观念下的皇帝，还是要当好明朝的皇帝或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还是当好天下百姓的皇帝。
彼崇祯是想当好大臣观念下的皇帝，可结果却是亡天下。明朝的皇帝中明成祖还算一个好皇帝，那明成祖国可以效仿吗，或中国历史上那个皇帝可以效仿。
此崇祯想，自己最差也要当好一个天下百姓的皇帝，甚至不止于此。
当好天下百姓的皇帝，首先要有百姓的“存在”。
天下百姓的存在，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存在，而是生存要求的存在，或者是能够表示自己要生存下去的要求。活命与生存下去，是天下百姓最后的权力。
先前的历史，天下百姓连活命与生存下去也不敢提出，而是乞求士族或官员给予自己生存，士族或大臣又乞求皇帝或君主恩赐自己生存物资和权力。
这是家天下而出现的异形现象。
由于国大，皇帝与百姓的中间有许多层次的官员，许多层次的官员结构就是表示人员多、层次多。多层次、多人员的官员，必然有少数人乞求不到自己心中满意的皇恩，于是有官员变成了官僚，并地下窃取“皇恩”。
官僚即地下窃取皇恩，也就不可避免的窃取百姓的利益，直至把百姓的正当权益完全侵吞。许多皇帝或君主都是实施对天下征服政策，官僚同样对天下百姓实施征服政策和侵吞政策。
当时的事实是官僚和士族层压缩天下生存资源，使天下的可用资源少于对天下人的供给，然后对天下人分而治之，对一些服从或满足官僚要求的人赐给少量的生存资源，对一般人不管不顾。
天下百姓的生存，需要的是百姓的生存权力，百姓中的部分人与天下百姓是不同的概念，天下百姓中的部分人不能取代天下百姓，天下百姓整体有生存权，才是天下百姓的生存权，部分人的生存权，不是百姓的生存权。
天下百姓丧失了追求自己生存的权力，就等于失去了自己的力量，或者说，没有自己意识要求的群体，就是没有力量的群体。农民起义是部分人到了最危险时的怒吼，是一种极端的反抗行为。农民起义人员是天下百姓中的一员，但不能代表天下百姓。
治理天下最严峻的局面是局势不存在，天下百姓的整体失去了对自己生存的公开要求，就相当于失去了在天下政局中存在的地位。力量弱小，可以想法增大，处境困难，可以想法改善，没有地位想要重建，则最艰难。
大明时期的权力最大的文官阶层，集中力量争权夺利或党争，对其它权力阶层限制打压，就是武将系统也被打压得几乎无权的地位，更不用说普通天下百姓。
面对如此困局，此崇祯还是要坚决恢复天下百姓的最基础的权力，天下百姓在被统治者做为一个力量存在于天下时，才能做到如何想法平衡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或为统治者之间的平衡打下基础，让统治者的大夏建立在坚实的基地上。
只有天下百姓成为一个天下力量时，在天下百姓基础上的国家机构的大夏才具有坚实的基脚。天下百姓不成为力量时，国家机构是建立的虚泥上，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
可能有极端主义者会质疑，天下百姓或国人，就是后来在西方概念影响下的人民概念，人民的权力越大越好，为什么要平衡人民与统治者的权力。
人民的权力越大越好从理念上来说是正确的，从实际上来说是行不通的。人民的权力与人民的解放程度，人民的思想觉悟相关，人民的权力依靠的是人民自己的争取，而不是皇帝、领袖、宪法给予。
在明末，若是皇帝能给予天下百姓以权力，那就可能会回到那封建时期的“沐皇恩”时期，百姓还是没有实际权力。
皇帝不能给予天下百姓真正的权力，但所有人，包括皇帝和贵族，都可以想办法恢复天下百姓的最基础的权力，此崇祯提出用皇帝与天下人共天下的观念取代皇帝与士族共天下的观念，就是恢复国人最基础权力之工程之起。
让已经消失的国人意识再次出现，希望天下百姓敢于公开的说出“我要生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恢复国人意识有了行动之起，真正能做到国人意识恢复却需要方法和努力，其中对天下观念的认识，占有重要的比例。
天下人的观念是个综合概念，有许多因素影响人的观念，其中礼法对人的观念具有重大影响。
先前的社会中，礼法事实上已被夭折了。礼法的夭折就是社会原则的夭折，也就是人治的无限制的发展的开始，以后的天下就成了帝王将相的乐园，天下众人更加无奈，无奈的结果是虚拟生活与真实生活分离。
无奈的天下人或下层知识掌握者，创造了一个虚拟世界，一个类似神话、类似侠客的世界，虽然当时的人没有“拚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勇气，但听一听侠客为人报仇申冤也痛快，听一听有超能的神仙也能得到虚拟的美好享受。
天下人不是不需要法制，而是当时法制只是维护官方和贵族的工具，对天下普通人无益，对自己无益之内容自然就放在一边。
没有法制的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丛林世界，生活在丛林世界中的天下人，更多的关心弱内强食，特别是有点知识和能力的想成为强者的人更是投入社会，想方设法的强大自己。
也许有人还能把持自已，还记住了自己原先的身份，有人对原先自己的身边人、亲友还有感情或有共同立场，另一在面，也有人变得无原则、无道德，无底线、不择手段的争权夺利。
社会的发展，人的智力和知识也相应的发展，原先用于对敌的谋略也有人分不清原则，把用于对敌的谋略也用于对待同类、同胞、战友，于是前明军队出现了战时互相观望，胜了收取功劳，败了争先逃跑。
奴尔哈赤的新式八旗军出现后，不到十万的军力就能所向无敌，明朝遇到被灭亡的危险。在后金的强大军事力量之前，必须再次恢复众人齐心协力的社会组织和强大的军事力量。
明末时期的社会观念，个人生存，多般选择丛林原则，也就是没有社会原则的强者原则，社会生存则必须有原则，且需要众人齐心协力，众人能明白联合问题，一盘散沙的人不能组成社会。
在此崇祯朝，特区，特别是最早的特区之沿江沿海地区，普通百姓事实上拥有了一点生存权力，但是，普通百姓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生存权是自己应该得到的，而是认为是信王，或当今皇上给予的。
此崇祯原先运用泰州学派的思想抢占部分儒教的教条市场，大力发展科技知识，提倡多种生产形式都合法，以及大力办学，大兴文化运动，就是希望原信王系统，现在的皇帝系统的人员能理解此崇祯的心意，能努力推动社会的文化宣传，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生存意识和社会的联合。
先前的崇祯给予了连家船的“疍民”以大明臣民的身份，只是法律上的给予，并不能造成事实上的给予，所以事实上还要采取一些措施，如让连家船的“疍民”先上一些无人生存的小岛熟悉陆地生活，再融入大明社会。皇帝能给予的只能是减轻或排除那对连家船“疍民”的歧视、打击的观念或行为，而真正要给予“疍民”上陆地生存则需要一系统的行动政策。
崇祯希望天下百姓拥有最基础的生存权，但是皇帝不能真正的给予什么，此崇祯向众人讲解了那么多内容，就是要当时班子内或朝内的众人能理解自己的意图，并能群策群力的推动恢复国人意识的工程。
此崇祯就是希望天下“国人”能达到一种程度，不再乞求恩赐，而是无论谁充当最高统治者，无论地方官是谁在位，都能理直气壮的说，“我要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