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稳定北方，或者北亚的诸因素中的三个重要因素，在当时都很难做到，但大明都有条件做到。
对于第一个问题，北方各族都能生存，有粮食吃。有吃的是生存的基础，而粮食是当时的紧缺资源。
明末时期是天灾时期，当时的天灾造成了许多地方生产都减产，尤其是粮食减产导致当时出现生存危机，特别是北方波及大。
原先的历史是晋商始终都从大明贩运粮食供应清国，清国再加上抢劫一部分，自己抓奴隶生产一部分，构成清国的生存物资的充足。晋商贩运的粮食也供应蒙古人，许多蒙古人也跟随清军到大明抢劫。其实北亚许多民族都从晋商中得利，特别是是清国关系较好的民族。
晋商贩运的粮食是大明境内的粮食，也就是说，史实上，晋商从大明境内贩运了许多粮食到了北亚地区，粮食从大明流到北方是已经存在的事实。
此崇祯的政策也包括向北方贩运粮食，提供北方各民族生存的口粮。只不过在前六、七年中，或取缔了晋商之后的时间中，重点封锁后金获得大明粮食的渠道，限制蒙古人和其他北方民族获得粮食的数量。
崇祯向北方贩运粮食，是原信王府时期的五湖四海公司为主力，加上一些获得批准的私人商队，向北方提供粮食和生活用品，向北方收购皮货、山货及其它北方民族拥有的产品。
五湖四海公司是主力，具有长远眼光，特别是是颜毅敏的指导下，更是具有企业的规模，在五湖四海公司的支撑下，商业走上诚信，长远的发展之路，克服了一些小商人目光短浅，损人利已的行为，私人商队要获批准，也是主要看其是否会破坏商业规则和商业环境，是否按规定交税收。
在向北方交易中，主力企业的商品价格，是基础价格，私人商队的价格必须在主力企业的价格的上下波动，太离谱了，可能会受到当地人的报复。
主导跨地区、跨国家的贸易，需要有眼光的智能力量，需要建立长远的贸易秩序。
贸易队伍和贸易秩序是此崇祯努力追求下而创立或出现的成果，崇祯还追求了许多相应的措施，崇祯许多措施都是环环紧扣，任一环都不能掉链子。
建立贸易秩序和贸易队伍是一个方面，如果大明境内没有足够的粮食，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贸易也难以进行。所以对大明境内的粮食生产也是重中之重。
大明在明末时期是遭灾时期，真正受灾严重的只是少部分地区，其它许多地方还是能生产。明末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危机，明末是社会危机和天灾交替来袭。
明末地方豪强巧取豪夺，迫使更多的农民破产而无法生存，明末土匪恶霸盛行，许多能耕种的田地也在土匪的抢劫下荒芜。
敢不敢对地方豪强适当的进行限制是此崇祯和彼崇祯或与许多封建治理者的根本区别，此崇祯就是要团结开明地主，争取中间地主，打击恶霸地主，许多政策都是限制恶霸地主而设。对特别可恶的地主或有证据贪污的官吏，更不从不手软，坚决的抄家流放。
封建文人总结封建时期的异类，海瑞办案的经验，“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当时与海瑞观点滴相对立的观点或大部分封建人士认为：“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就是认为宁愿委屈普通的水民，也要维护乡宦的利益，因为乡宦阶层是国家的本体。
此崇祯认为国家的本体是社会秩序和万民乐业，是社会有秩的发展。不赞同仅仅维护乡宦，把乡宦当做国家的本体的观点。乡宦如果危害了天下安全，乡宦同样要严肃处理，查贪抄家也是历年来的传统行为。
清匪反霸也是此崇祯的重要措施，甚至还是介入社会，联系社会各阶层的纽带，社会各界在清匪反霸下，和谐的一些生活。清匪反霸给许多还可耕种的土地，以安宁的耕种环境。给天下总粮食产出的增加提供了力量。
崇祯否决了封建文官的向东南亚或南洋购进粮食有失国体的论调，既然皇家向南方购粮有失大臣认为的国体，那么民间商队大肆购进粮食则只是一个实际行动。
海运是对外商业的重要条件，建立海军肃清海面，加强运输能力，是必须之举。大明内地，不但加强了京杭运河的调度，也在东部海域建立了较为安全的海运系统。
崇祯除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外，还大力发展渔业生产和食品加工。四海洋省大造渔船，大肆从事渔业生产。就是沿海各省也同样大力发展渔业生产，海洋资源与外国都能共享，与大明境内各省更不用疑虑的共享。当时渔业还比较落后，又是多年没有大规模的进行渔业生产，资源还是很丰富，就是内陆江湖地区也重视渔业。
此崇祯时期，向外购进粮食，农业上一些设立的辅助作物，如土豆，玉米，红著等作物也在当时逐渐被大明百姓掌握，总体粮食生产多了许多，但支出也多了许多。
大明除了照先前向北方提供粮食进行贸易外，境内还救济灾民，十年来，数千万的灾民被救了下来，也增加的许多粮食支出，特别是是受灾较严重的区域，迁移民众或第一年的粮食救济，都是一个大支出，民工队和工程队也多了，也是粮食支出增加的原因。
由于对灾民实施救济，农民起义的战线没有真正形成，李自成等一些起义首领也在为大明作事。对农民军围剿的钱粮也省了许多，大明天下总的来说，勉勉强强能供应天下人的粮食。
对于第二个问题，管理机构能基本公正的对待各族的人。
这是一个有待于发展的学问，其发展涉及社会、文化、哲学等多个学科，在发展之初，中华文化有比其它文化较好的基础。
处理民族关系问题，象东南亚样，实行民族压迫肯定不行，北方民族那种征服小民族然后收编其入族的方式也有不妥之处，后金那种抓人入族，遇反抗者就灭人整族的方也不行，实行种族灭绝，象成吉思汗和奴尔哈赤样对其它族进行屠杀更不行。
学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不但学不变，而且有违中华道义。
中华有“仁义”的基础，以前是问题是只建立了学说，而没有贯彻到实处，今后就是要进一步发展其学说，并贯彻到实处。以前贯彻“仁义”不太好，主要原因是经济没有搞好，没有经济实力，就没有能力实行“仁义”，只是口头说一说，成为口是心非的实践者。
所以说搞好经济，总结天下治理经验是实施“仁义”的条件。
中国历史上有过与其他民族不同的处理民族关系的历史，蚩尤部落的人留在中原，自己不当自己是外族人，中原人就不把其当外族人，而是一视同仁，鲜卑人进入中原，自己想汉化，汉人就认可。
汉人原先就是众多原始部落融合而成，以后也有吞噬仇恨的胸怀。虽然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还有许多不足，还有许多磕磕碰碰，但是世界历史上处理民族关系较好的地方，今后，更好的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中华一定能成熟的处理各种民族关系。
第三个问题，管理机构有强大的武力或骑兵维持治安。
第三个问题与第一、二个问题相联。有粮食，都能生存，处理民族关系则较易，处理好了民族关系问题，区域内的纠纷就少了，违反治安或成为武力侵扰各族的力量也少了。对极少数顽固坚持武力征服的个别族类，进行武力征讨也较易。
中华处理民族关系，并不是说单纯使用“仁义”，“仁义”是基础，对破坏治安和秩序者，还是应动用武力，也应保持使用武力的权力。
东周人就说过，“好战必亡，亡战必危，”象宋朝、旧明朝那种重文轻武的国策肯定不行，隋唐的府兵制也有缺陷，必须建立新形的军事体制和军事理论。
军事是社会中的一环，军事中各兵种也都是整个军事中的一环，必须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关系。
崇祯认为火器的发展空间大，但火器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关系十分密切，无论武器的制造还是弹药的供给，必须社会经济的支持，需要社会经济支持，就必须依赖社会经济，而不能象冷兵器时代样，单纯凭武力就能征服天下。
后金那种单纯依靠武力的结构，不重视经济建设，有明显的不妥之处，其生存建立在所有对手都较差的基础上，也建立有一定能抢劫到给养的基础上，一但有个对手的武力接近其水平，或抢劫不到给养，形成拚综合实力局面，经济问题或给养不足就是其致命问题。
骑兵并不是游牧民族的特权，各种民族都可建立骑兵，中华应该象汉武帝那样建立骑兵，象东周时期各国一样设立牧马场地。